1950年,甘肃河西走廊,解放军第33团官兵押解着一名女匪首归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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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能想到,这个身材瘦弱、衣衫褴褛的女子,竟然曾是红军西路军中的英勇排长。

她为何会流落匪窝?身份揭晓后,她又是怎样的结局?

女匪首的惊人身份

1950年,甘肃肃南,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33团正执行一项秘密剿匪任务。

队伍行进在崎岖的山路间,这一带历来是土匪盘踞的地带,马家军余孽仍在暗中活动,时不时袭扰百姓,烧杀抢掠无所不用其极。

而这一次,他们要围剿的,是一支自称“马家军西支”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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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以往的作战部署,这次围剿更显沉稳精巧,兵分三路,一举合围。

经过一场短暂但激烈的交火,匪众纷纷缴械投降,而这其中,被俘虏的“匪首”却让所有官兵错愕不已。

她个头不高,身形消瘦,穿着一身洗得泛白的旧衣,额头上绑着一块染了血的布条。

乍一看,像极了某个误入战场的妇人。

可就在她被押解到指挥部的那一刻,匪兵们竟纷纷低头称“头儿”,有人甚至还说她是好人,她救过我们兄弟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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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匪首?救命?几个词像钉子一样敲进了团政委任学耀的耳中。

他愣了一下,立刻命人将这名女子带入营帐,亲自审讯。

任学耀问她名字,她答得干脆:“吴珍子。”

语气平静,带着一股南方口音,透着熟悉的川味韵调。

“你是四川人?”任学耀心头一震,试探着问道。

吴珍子点点头,眉宇之间竟闪过一丝难掩的激动。

“我是巴中人。”她顿了顿,“川东巴中,1933年入伍,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医疗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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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句话,把任学耀听得直愣在原地。

他几乎以为自己听错了,眼前这个头发蓬乱、面庞枯瘦、衣衫破旧的“匪首”,居然是个曾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

任学耀沉了片刻,示意其他人退下,坐在她对面认真地问:

“你说你是妇女团的排长?能详细说说你是怎么落到这伙匪帮里的?”

吴珍子并未回避,语速不快,但句句有力。

这位曾在雪山上与战友互相搀扶、在匪窝中死里逃生的女战士,终于,要找回自己的身份……

童养媳到女红军

吴珍子的人生,没有什么“命运之神”青睐她,一开始,她就被时代推到最阴暗的角落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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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出生在四川巴中一个穷得掉渣的山村,村子四面环山,土地贫瘠,雨一来就塌方,天一旱就颗粒无收。

家中兄妹众多,父母靠着几分薄田和临工勉强糊口,一家人常常连咸菜都吃不上几口。

吴珍子刚过九岁那年,父亲便咬牙把她“换”了出去,换的不是银子,而是一口米缸和两担包谷,算是“卖身契”的价码。

她被送到村东头李家当童养媳,那年她刚能自己背起一捆柴,却已经开始要为一个未来从未见过的小丈夫洗衣做饭、挑水煮饭。

李家人对她没有半分怜惜,更不把她当一家人看待。

她吃的是倒剩下的糠饭,穿的是亲婆婆死去姑奶留下的破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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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起早贪黑,洗衣挑水、烧火喂猪,哪怕是发着高烧也得下地插秧。

转机是在1933年,那年,红四方面军的队伍进驻川东,张贴布告,说“妇女也能参军”“红军来解放穷人”。

那张泛黄的布告,贴在村口祠堂的墙上,被山风吹得啪啪作响,就像鼓声一样敲进了吴珍子的耳朵里。

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女人也可以不是只为生娃和干活而活着。

原来,还有人说“妇女能顶半边天”。

第二天,她背着李家人,趁着赶集的机会,偷偷跑到红军的招募点报名。

就这样,她被编入妇女团,成为了红军队伍里一名“小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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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她做的只是烧水、煮饭、洗衣,照顾受伤的伤员。

可她干得认真利落,很快被团部注意。

再加上她从小干惯了重活,体力出奇的好,动作快又稳,当时在红军医疗部缺人的情况下,她被调去帮忙包扎。

就是那一双曾在灶膛里翻柴、在水沟里搓衣的手,开始为伤员缠上绷带、处理伤口,日复一日。

包扎伤口不是件容易的事,没有麻药,伤口流着脓血,伤员惨叫声震天,她却不能手抖。

慢慢地,她从一个学徒成长为排里最得力的包扎手,又被推选为医疗小组的排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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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曾在训练场上跟着男兵操练,不信这个世界上有什么“男强女弱”。

“打仗这事,子弹不认性别。”

长征途中,最艰难的一段是翻越雪山。

海拔高、氧气稀薄,白天烈日灼身,夜里寒风刺骨,很多男兵都撑不住倒下,可吴珍子咬牙坚持。

她每一步都踩得稳稳的,双手拽着两个伤员,一步一滑地往上挪。

冻疮、饥饿、失温、陷雪坑……样样没少经历,可她一次都没抱怨。

长征结束后,她以为苦日子过去了,却没想到那只是命运给她开的第一个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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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西征,才是真正将她人生彻底打碎的开端。

但在她心里,那段在红军队伍中的时光,是她一生中最不后悔、最有尊严的时光。

没有人叫她“童养媳”,没有人命令她“下田去”,她是“吴排长”,是战士,是红军,是走在信仰路上的人。

被俘后的苦难

1936年,祁连山雪线下的枪声终于渐渐沉寂,红西路军兵分多路的部队各自为战,阵亡、失散的战士不计其数。

在那个烟尘四起的黄昏,吴珍子带着三百多名妇女团的姐妹躲进了祁连山腹地的松林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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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积雪齐腰、寒风刺骨,她们一连三天没吃上热饭,只靠着野果和融化的雪水支撑。

眼看子弹打尽,体力透支,姐妹们一个接一个倒下,吴珍子却仍一手拄枪,一手搀着受伤的副班长,硬是走了十几里山路。

可就在她们以为可以与主力部队会合时,马家军的骑兵如狼群一般从山口冲来,包抄了整片林地。

那或许是吴珍子一生中最绝望的一刻,她眼睁睁看着队伍被冲散,几个身边的姐妹当场中弹倒地,而她则被一名身穿马家军军服的军官拖了下马。

那一夜,她被押进了匪军的主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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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本以为,自己大概熬不过这个夜晚。

寨子里的匪兵对着这些俘虏的女红军们指指点点,她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可即便这样,也难逃这群恶狼的觊觎。

寨中负责审讯俘虏的,是个名叫韩德庆的马家军参谋长。

心狠手辣,在寨中颇有威信。

他觊觎吴珍子的颜色:“我劝你识时务点,若是从了我,吃香的喝辣的都有你份儿。”

吴珍子抬头,眼神如刀:“老娘是红军的排长,想让我低头,除非你先死。”

韩德庆的笑容僵了,他本想徐徐图之,不成想遇到这等烈性女子,顿时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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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当众命人将吴珍子拉到寨前空地,用一根拇指粗的牛筋鞭狠狠抽打。

血迹洇透了她的破棉袄,可吴珍子咬着牙,一声不吭,硬是挺到了最后。

直到她昏死过去,韩德庆才命人将她扔进柴房,说:“吊着她,看看她能硬到几时。”

柴房昏暗潮湿,草垫上沾满了老鼠屎和霉菌味。

吴珍子的意识模糊,就在她以为自己将要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一道瘦小的身影悄悄推门进来,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身上穿着沾了油烟的破布衣。

“孩子,醒醒,别死。”老妇人颤颤巍巍地用手抚她的额头,眼里含着泪,“你还这么年轻,不能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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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寨中负责厨房的寡妇张大娘,多年前被马匪掳来,成了寨里的“炊事”,她见惯了俘虏的惨状,可这一回,她却不忍心看着一个年轻姑娘就这样被活活打死。

她用破瓷碗舀了些菜汤,小口小口喂到吴珍子嘴边,又偷偷给她换了身干净衣服。

三日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张大娘在吴珍子耳边低声说:

“我给你备好了干粮和一把匕首,山口那边有条小路能下山,你快走吧,别再回来了。”

吴珍子跪地磕头,眼泪止不住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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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拄着一根竹杖,拖着未愈的伤口,一路沿着山路南下,十几天后,才抵达了西安八路军的一个联络站。

可当她衣衫破烂、满脸伤痕地站在门口,说出“我是红军排长,请求归队”时,负责接待的战士有些难以置信。

“有证明吗?介绍信、证件、番号?你的部队是谁?”

她摇头,她什么也没有,所有的证据都留在了雪山、战壕,还有那些早已尸骨无存的战友身上。

联络站的接待员眼里浮现一丝迟疑,最后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按照纪律,无法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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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又踏上了西行的路,她不再是红军,也不是土匪,她是一个没有身份、没有归属的人,一个流亡者。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杂草,只为哪一天,能再听到有人叫她一声:“吴排长。”

归队的战士

再度落入匪手的那一刻,吴珍子心里已经没有惊恐,只有一声长叹。

她想,这辈子可能真的无法回到队伍中了。

她被重新关进山寨的土屋时,身上还有未愈合的伤口,脚底全是血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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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她没被吊打,因为他们听说吴珍子曾是“西路军的女兵”,还有一手包扎术,便没再折磨她,反而把她安排到寨中照看伤病。

于是,这成了她的又一种活法儿。

寨里的人也慢慢接受了这个“嘴毒手快”的女大夫。

她用几根烂草、两张破布,救下了不少人性命,也用几句硬话、几次喝斥,保下了不少无辜的村民。

寨子坐落在甘肃深山腹地,进出都要翻三座岭、趟两条河。

解放区的广播声偶尔会被山风带进寨中,那些消息像遥远的鼓声敲进她耳中,说的是大军南下,说的是和平解放,说的是旧世界正在崩塌,新中国就要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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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听得目光发亮,却什么也不能说,她只能等,等机会。

她没主动谋事,但寨中人渐渐将主意打到她头上。

有匪徒建议用她给“老百姓治病”的名义去勒索钱粮,被她当场骂了个狗血淋头:

“你是人是畜生?这些年战乱不休,乡下人连饭都吃不上,你还想刮他们最后一层皮?”

也有人打算劫村子,抢女人,被她拦在寨门前:“你要干这种事,先从我身上踏过去。”

渐渐地,她的身份也从“女大夫”变成了“寨中主事”。

没人正式封她做“首领”,但寨中大小事务,没有她点头,没人敢轻举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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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制定规矩,不准抢粮、不准伤人、不准强迫百姓交税。

有人抗命,她就把人打到吐血,有人服从,她就自己动手给对方娘亲治病。

匪中虽然满是杀人不眨眼的汉子,但对这个“毒舌又硬气”的女人,也难免有敬意。

1949年,解放军大部队已进驻甘肃南部,她知道,机会来了。

她密令寨中几个信得过的人探路,得知前线已推进至河西走廊一带,于是,她在一次“寨议”上,提出劝降。

几天后,她亲自带着十几人下山,找到解放军的驻地,请求投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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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没有遮掩身份,坦坦荡荡说出自己的来历,讲述自己这些年的经历与选择。

政委任学耀接待她时,最初神情戒备,但当她说出红军番号、口令,以及长征途中具体的战役节点时,任学耀的手开始颤了。

“你……你是吴珍子?吴排长?”

她终于缓缓点头,任学耀站起身,向她敬了一个军礼。

之后的调查持续了数月,组织派人核实她的身份,走访了她当年所在连队的老战友,查阅了西路军失联名册。

终于,她的名字重新出现在红军档案中,吴珍子,红四方面军妇女团原医疗排长,1936年失联,1950年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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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她重新换上了军装,眼泪一下就落了下来。

“我就像丢了魂的娃,找到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