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部长，目标今晚就会动身。”1954年8月19日傍晚，北京中南海东侧的一间小办公室里，一位来自广东前线的专电员低声禀报。罗瑞卿只是点头，把电报折好，递给侍立一旁的值班员。一纸命令随后通过加密线路发往深圳，几小时后，全国多地同步进入了最高戒备状态。

抓段云鹏，公安部已筹划足足三年。这个土生土长的北平“黑线头子”出身的神偷，先是混迹江湖，后被军统网罗，一夜之间从扒手变特务。在北平时期，各地警务档案里活跃着他的外号——“飞贼”。消息记载，他能在瓦面上奔跑如履平地，也能顺着雨水管道滑下三层楼而不带声响。老警察说，想逮这种人，光靠堵是行不通的，得让他主动落网。

时间回拨到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各色潜伏人员陆续外逃，段云鹏却没能跟上第一班“末班车”。转赴南京、再漂去台湾，他自诩“身手未老”，可惜岛内多是同类，没人真把他当宝。叶翔之看着他，随手丢来一份名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敢不敢再去大陆？”段云鹏嘴硬，眼里却露怯，但任务终究揽下了——没有别的筹码，他只能赌这一次。

1951年秋，他假冒商人李馨斋，经香港潜入天津。那一年，国内经济刚从战争创伤中恢复，沿海城市鱼龙混杂，段云鹏觉得机会大。他拉拢流氓、收买小偷，甚至画了中南海地图，梦想用炸弹“干一票大的”。可天津市公安局的密查网早已密布。短短几个月，50名同伙被擒，段云鹏只得仓皇退回台湾。自此，他的每一步行踪都被记录在一张张卡片中，编号、时间、接触对象，一应俱全。

“003”是布局里的关键。此人原与段云鹏有旧，表面富商，实则我方地下情报员。1954年夏，“003”奉命赴香港，重新钓鱼。段云鹏果然上钩，诉苦说台湾没戏，想再闯大陆。两人在尖沙咀一间小茶楼里交换暗号后，段云鹏提出从九龙新界的粉岭夜渡深圳。第一次，风雨大作，他被同伴连启忠“卖”在山坡上淋了一夜；第二次，他干脆相信“003”的新方案——用伪造的通行证光明正大过关。

通行证是假的，但流程是真的。香港、广州两地公安联动，文件、印章、签字全按规矩走，确保过关口岸的每名检查员都“认”得这张纸。9月14日清晨，深圳火车站。段云鹏戴礼帽、提皮箱，像个外贸商人。他发现月台尽头有人举牌“接张仁兄”，顿感心安。那人正是韩宝章，同样是暗桩。两人雇黄包车进城，车半路兜了个圈子，最终在罗湖一栋两层楼的小宅里停下。

警力早已埋伏。段云鹏进屋，脱帽、挂衣、洗手，一切按礼节来。菜刚端上，他忽觉气氛不对，下意识扑向窗台。窗外两名便衣已握住窗框。他回身又想撞门，却被迎面而来的冲锋队堵个正着。几秒钟，手铐咔哒锁紧，这位“飞贼”才意识到：所谓的自由通道，其实步步都是笼网。

北京接到战报时已是深夜。毛泽东刚批完文件，听罗瑞卿汇报，只说了句：“他不是‘飞’得快吗？看他怎么飞。”第二天凌晨，押解车队南下，一路换乘航空、火车，层层保密。负责看押的老刑警被反复叮嘱：段云鹏越狱史多，任何人不得单独与其接触；睡觉时必须脚铐手铐双套锁；沿途每站必点名验簿。即便如此，车队进京时仍绕开主要车站，直接驶入北京卫戍区专用通道。

审讯并不曲折。段云鹏自视聪明，原想拖延时间换取外援，谁知同伙早被端掉。面对一摞摞供词，他找不到缝隙，只能交代。卷宗记载，他坦承参与暗杀何思源、绘制中南海爆破点、购买烈性炸药等十余宗要案。毛泽东最终批示：“可杀可不杀者，不杀。”中央情报部门随后提出另类方案：留下此人作“反间”，让外线特务误以为他仍在行动。于是，“大飞贼”隐身于管理严格的机要单位，从另一侧面继续“服刑”，对外却活成了传闻。

时间推到1967年。文革漩涡里，段云鹏多年未见天日，积怨与恐惧交织。不少受害者家属联名要求严惩，地方造反派也把他列为“反革命死硬分子”。在层层压力下，他被执行了死刑，终年58岁。公函只写了九个字：“原军统特务段云鹏，伏法。”

此案至此封卷。若从技艺看，段云鹏的确是顶尖神偷；可在新政权逐步建立的法治、情报体系面前，再高明的身手也无处可藏。火车站的通行证、客厅里未动的酒菜以及那副被两把钥匙锁住的手铐，成为他最后的标记——想靠“飞檐走壁”闯关，终究敌不过深谋远虑的布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