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会门票秒光的盛况与突然撤档的尴尬，只有一道红线之隔——那条涉D艺人永远不能逾越的底线。
“这23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我犯的错。”9月23日晚，57岁的香港歌手苏永康在社交平台上发表公开道歉声明，回应2002年吸D事件引发的风波。这一举动，直接指向了不久前他被网友投诉导致温州演唱会取消的现实。
这场原定10月6日在温州奥体中心举办的演出，曾一度显示“票已售罄”。但当网友扒出苏永康的涉D前科后，舆论迅速发酵，最终主办方向审批部门提交了取消申请。
一场本已筹备就绪的演唱会，就此戛然而止！
涉D前科，突破红线的不该之举
2002年，苏永康在台北一家酒吧被警方查获藏有D品，随后被判处强制勒戒11天。当时他虽含泪否认服用摇头丸，但尿液检测结果确凿，事业也因此遭受重创。
二十三年过去了，互联网或许没有记忆，但公众的良知和底线一直都在。
今年10月初，苏永康原定在温州举办个人演唱会，票价分为三档，最高仅699元，所有门票在开售不久便被抢购一空。这位年近花甲的香港歌手，市场号召力依然不减。
然而，很快有网友挖出了苏永康不光彩的过往。随后，民众纷纷向当地相关部门投诉，强烈呼吁叫停这场演唱会。
在舆论压力下，售票平台大麦网随即将演出下架。如今若再搜索苏永康，页面只显示“暂无在售演出”。9月16日下午，官方发布通告，苏永康温州演唱会确定取消。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苏永康的申报材料齐全，手续也符合规定。但程序合规并不能掩盖本质问题——他触碰了那条最不该触碰的红线。
人民网评，追问背后的责任所在
演唱会取消并非事件的终点。9月17日，人民网发表锐评，将此事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人民网直言不讳地提出一系列追问：苏永康演唱会是如何发起的？为什么连网民都能看出问题，却能突破审批关口？谁该为此负责？
评论指出，类似案例已不止一次发生，苏永康近两年在其他城市也曾举办演唱会。这种“破窗效应”触及的深层次问题令人警醒，它不仅影响相关部门权威和价值观，更侵蚀公信力。
“取消苏永康演唱會是必須的，進一步依法依規問責也是必須的。唯有這樣，才能以儆效尤，形成震懾效應。”
人民网的评论一针见血：对涉D艺人的任何宽容，都是对缉D英雄的亵渎。公安部治安管理局的官方微博曾说过一句令人动容的话：“你花在D品上的每一分钱，都可能成为射向缉毒警察的子弹。”
并非只有苏永康面临这样的抵制。今年6月，香港音乐人周启生计划在广州举办粉丝见面演唱会，但网友发现他曾在2020年公然宣称“就算饿死也不会回到内地工作”，甚至有过不当言论。
在网友强烈抵制下，周启生的演出最终在6月1日取消。随后，赵学而原定在佛山举办的演唱会也悄然下架购票链接。
粉丝力挺，评论区出现恶臭声
在苏永康发表道歉声明后，评论区迅速沦陷，大量粉丝涌入表达支持。
“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你所做的大家都看得到”；“都20多年前的事了，之后也没有再犯，有些人不要太过分了”；“内地病人太多没有办法，就在大湾区开啦，阿公，我们绝对支持你”！
这些评论看似温情，实则折射出一种畸宽容和道德迷失。
粉丝们似乎忘了，毒品是人类社会公害，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民福祉。身为公众人物，演艺人员尤其不能涉毒，不能触碰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盲目支持并非孤例。从黄奕女儿因生父黄毅清涉毒背景而遭网友抵制事件，到网友对各类劣迹艺人的无原则宽容，都显示出部分粉丝群体价值观的偏差。
正如人民网所指出的，每一次对涉毒艺人复出网开一面，都是对法治和公序良俗的破坏，也是对大众情感的伤害。相关商业机构在邀请、推广艺人时，应严格将艺人的道德品行、法律记录作为重要考评依据。
德艺双馨才是立身之本
苏永康演唱会风波，给整个演艺行业敲响了警钟：德艺双馨才是立身之本。
从宋冬野卖惨小作文到含笑改名韩朴俊演《狂飙》，劣迹艺人的复出套路早已被公众看穿。这次温州事件彻底印证——在毒品零容忍的红线下，任何洗白操作都是徒劳。
这也提醒相关审批部门，要严格管理，守土有责。亡羊补牢固然可取，但由此造成的公信力损失，尤其值得深思和警示。
演艺人员要想真正赢得观众的喜爱和尊重，必须遵守法律法规，尊重社会公德，爱护自身形象，真正通过德艺双馨成就艺术人生。一旦涉毒，就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这是不容置疑的社会共识。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明星艺人更不能例外。审批部门已守住了关口，粉丝们却还在为偶像叫屈。殊不知，真正的支持应该是帮助艺人认识错误，而不是无原则地辩护。
“人生不能重来，要谨言慎行。”这是苏永康道歉声明中的反思。的确，有些错误一旦犯下，就需要用一生来偿还。而那些看似“力挺”的声音，实则可能将偶像推向更远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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