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从1927年到1935年，基本上是受压的，在党内没有发言权。只是到了1935年遵义会议后，才慢慢好起来。”
对于过去的那些经历，毛主席只是用了“受压”两个字一笔带过，然而他当年所经历的压力，远非常人所能想象。
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毛主席甚至一度失去了自己一手组建的红四军的指挥权，不得不去闽西，那么这段经历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场争议
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人们对于红四军“七大”一度知之甚少，对于陈毅在“七大”中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同样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
但事实上，“七大”对于我国革命的影响，可谓是颠覆性的，或者说它避免了红军一种悲哀的可能性，而陈毅在这个过程中，其实立下了大功。
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后，红四军成立，这支部队可以说是毛主席和朱德共同的心血，朱德担任了军长，毛主席则担任了党代表兼任军委书记。
1929年5月，朱毛红军打下闽西，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中共湖南省委恢复了前敌委员会，即前委，毛主席任前委书记。
1928年6月，上海中央传来指示，要求建立前委组织军事委员会，朱德为书记，陈毅为士兵委员会秘书长，红四军的决策层多出来了一个陈毅。
只是红四军当时有前委，还有一个军委，人还是同一批人，打仗居无定所，很多事情应该随机应变，现在报了军委还要报前委，很是麻烦。
有些同志认为，军委不如干脆“暂停办公”，前委统一指挥，但是也有人不同意这个建议，认为权力不应过于集中，这一矛盾也为“七大”的纷争埋下了伏笔。
这样的情况在革命中在所难免，良性的辩论永远利大于弊，主要在于是否能够进行合适的引导。
1929年3月，红四军的决策层中多出来了第四个人，即上海中央的“钦察大臣”刘安恭，他的到来打破了闽西平静的气氛。
此人比毛主席小六岁，早年留学德国，和同在德国的朱德相识，这二位在年龄上的差距，说是“忘年交”也不为过。
1929年刘安恭因为和托洛茨基打过交道，刚刚被苏联“遣返”回中国。
这位刘安恭自视甚高，觉得书本上的东西是最正确的。
因此朱毛的工农红军在这位眼里，是怎么看怎么不顺眼，其甚至信口开河：“红四军领导人有两派，一派拥护中央，一派反对中央。”
而刘安恭口中的后者，显然就是朱毛二人，毛主席很清楚，刘安恭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上海中央在“二月来信”中要求红四军分散。
上海中央是被打怕了，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在各地展开轰轰烈烈的起义暴动，失败居多，毛主席的这支部队，算是唯一成功的，中央想要保住。
（刘安恭）
但是主席却认为，中央过于悲观了，红四军位于各派交界处，乃是国府的权力真空之地，其实存在生存空间。
基于这种矛盾，刘安恭和朱毛的相处并不好。
彼时的毛主席尚且年轻，颇有些年轻气盛的感觉，受不了刘安恭的他，在处理过红四军最紧迫的问题，即取消军委后，便召开了白砂会议。
会上毛主席表示，前委军委是分权现象，陷入“不生不死的状态”，人是一样的，事是一样的，却多一道手续，没必要。
最后毛主席表示，反对一切工作归支部，并且不负责这种情况，所以毛主席请求换书记，他自己走人。
朱老总的意见则恰好相反，他认为前委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军队决策，应该让军人管军队，军委不但不应该解散，反而应该扩大管辖权。
作为当时军委书记的刘安恭，当然也支持这一种看法，这也是“七大”中毛主席和朱老总存在观点不同的根源。
这种情况都被刊登在了红四军办的《前委通讯》第三期中，全军都能看到，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在调兵遣将准备围剿红四军。
大敌压境之下，红四军必须立刻统一思想，一致对外，于是红四军高层中唯一不涉及这件事的“第四人”陈毅，成为了解决问题的关键。
陈毅挑大梁
1929年6月22日，前委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即“七大”，出席代表共40人，会议由“红四军代理前委书记”，28岁的陈毅主持。
会上充满了火药味，陈毅扑不灭大火，干脆就说“大家努力争论，争取统一认识”。
但是争论很快变成了争吵，陈毅几次试图阻止未果，他不得不挑开了说：“同志们，你们注意一下好不好，这是党的会议，不是骂大街！”
随后他表示：“你们朱毛好像战国的晋国和楚国，两大国吵，我一个小小的郑国夹在中间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是进退两难啊！”
他还表示：‘我跟你们哪个去？站在哪一边？我就是怕红军不平，你们其实也是怕的不是吗？朱毛朱毛，住不离毛，毛不离朱，朱之不存，毛将焉附！”
最后陈毅对朱毛两人采取的办法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不对的，全党都有发言权。
对朱老总，陈毅也说了两点，主要还是在刘安恭的身上。
批评过后，陈毅宣布了自己的决定，暂时对其告诫，其他没有。落幕前大家又对前委书记人选进行了投票。
最后的票数是一半对一半，陈毅开始投了毛主席，见到又僵持了，便主动表示投毛主席的一票弃权，毛主席也没了对红四军的指挥权。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毛主席是不接受的，他表示：“会议存在一些不合理的观点，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
而对于陈毅而言，他其实愿意接受毛主席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只是形势不等人，他必须立刻平息纷争，只是年轻气盛的他，采取了一种很难让当事人接受的方式。
毛主席在表达完自己的意见后，便表示要去苏联留学，后又对邓子恢表示，要一起去蛟洋作农村调查。
毛主席很快就和一些同志一起离开军队，但是陈毅很清楚自己的目的不是让主席离开，于是再三挽留，未果。
最后为了不让毛主席离开，甚至留下了他的马，毛主席宁可步行也不留！
同行的江华晚年在回忆录中表示：“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下了，有些灰溜溜的样子。”
后来陈毅数次去信请毛主席回来，朱老总和郭化若也请，但是毛主席就是不回来，还在回信中表示若是不加以纠正，他就不回去，其中还有一些批评陈毅的内容。
信发出后，毛主席有些后悔，对萧克说：“那封信我写的不太好，身体不好，精神情绪不好，才写出了那样的信。”
而陈毅却并未生气，反而去上海如实传达了情况，中央也要求他请回毛主席，周总理对其说：“这个责任很是重大，不好做噢！”
陈毅则说：“责任再重也是要我去完成！”
回到红四军后，陈毅如实传达了中央的消息，并且和朱德在会上主动作了检讨。两人又数次联名写信请毛主席回来。
毛主席感受到了诚意，选择与两人重归于好，同年12月古田会议召开，红四军重归团结。
这里提一下刘安恭，似乎这个人在“七大”后就消失了，其实并非如此，刘安恭在会议不久后，就于同年10月的战斗中牺牲，当了革命烈士。
他这个人虽然教条了一些，但是他的革命信仰确确实实是真诚的。
所以“七大”的当事人之一，萧克将军在晚年对“七大”有一句定性总结：“七大的争论的性质是领导方法之争，并非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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