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11月11日，湖南衡阳的一个贫困农家添了个儿子，父亲王德荣给这个孩子起名叫做王光泽。
家里日子不好过，王光泽只有在7岁的时候被本地的私塾先生收留，念了几个月的书。从8岁开始，他就去地主家放牛，后来又辗转学一些木工手艺。这个时候，没人能想到，这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孩子，日后会为了家国大义献出自己的生命。
1926年，北伐军路过茶陵，王光泽看见这些穿灰布军装的兵，不抢老乡的东西，还帮着挑水、割稻子，心里就想：“这队伍跟以前的兵不一样。”后来工会的人找他谈话，说：“要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就得跟地主老财斗”，王光泽一下子就懂了。
他见过太多老乡被地主欺负，自己也挨过地主的打，这不就是他想做的事吗？
于是，他放下刨子，加入了腰陂镇的工会，跟着大家去地主家要粮食，分给穷苦人。可没多久，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工会被打散，王光泽成了“通缉犯”，只能躲回乡下，重新拿起木工刨子。但他没放弃，夜里偷偷给老乡讲革命的事，还帮着藏工会的文件。
1930年，红军到了茶陵，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王光泽听说后，连夜跑了几十里路，找到红军驻地，坚定地说：“我要参军，跟你们一起打地主！”红军见他有勇有谋，还会木工，让他当了赤卫队的队长。
也是这一年，王光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对着党旗宣誓的时候，他攥着拳头说：“我王光泽，这辈子都跟着党，为穷苦人打仗！”
从赤卫队到警卫连，从连长到营长，王光泽打仗不怕死，脑子还灵活。
1932年，茶陵赤卫队扩编为独立团，他当了团长，带着队伍在湘赣边界打游击。有次，国民党军队来围剿，他带着战士们躲在山里，白天挖野菜，晚上摸黑偷袭，硬是把敌人拖得没了力气，最后还缴获了十几支枪。
战士们都喜欢他，说：“王团长不摆架子，跟我们一起吃红薯，一起扛枪。”1933年，独立团编入红六军团，王光泽任第53团团长，跟着军团转战湘黔，打了不少胜仗。
1934年8月，红六军团作为长征先遣队，从井冈山出发，一路打到贵州，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师。会师后，红军主力要往湘西进军，开辟新的根据地，可国民党的军队追得紧，得有人留下来牵制敌人，这个任务，就落在了王光泽身上。
他被任命为黔东独立师师长，政委是段苏权，手下只有7百多人，枪多半是老套筒，子弹每人只有几发，而对面的敌人，是川军刘湘、湘军王东原的上万兵力。但他完全不气馁，反而对段苏权说：“我们多拖一天，主力就多一分安全。”
1934年10月28日，独立师从四川酉阳南腰界出发，故意往敌人多的地方走，打了就跑，跑了再打。
14天里，他们打了20多仗，把川军、湘军的注意力都吸引到了自己身上。有一次，队伍在甘家堡被敌人围住，王光泽带着战士们从后山的悬崖爬下去，有的战士脚被划伤，他就背着走，夜里没地方住，大家就挤在山洞里，他把自己的毯子分给伤员。
可敌人越来越多，独立师的伤亡也越来越大。11月，湘军和川军分两路围攻，独立师弹尽粮绝，只能往梵净山突围。在梵净山护国寺，他们遇到了黔军李成章旅的人，卫生员、炊事员都拿起了枪，打了几天几夜，有的战士牺牲了，手里还攥着石头。
王光泽的胳膊被子弹擦伤，他用布条一缠，继续指挥战斗，最后终于突出重围。突围后，独立师只剩下2百多人，段苏权的腿也被打穿了，走不了路。
王光泽把段苏权托付给当地的老乡，还把自己的水壶和仅剩的几块干粮留给了他：“老段，你好好养伤，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再一起喝酒。”说完，他就带着剩下的人，化整为零，分头往湘西找主力。
王光泽换上老乡给的布衫，扮成挑夫，扛着一捆柴火，想从秀山往湖南走。走到秀山涌洞乡的时候，遇到了民团盘查。民团的人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又看他手上有老茧，那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就把他绑了起来，送到了川军21军第四旅旅长田冠伍的驻地，酉阳龙潭镇。
田冠伍听说抓了红军师长，高兴得不得了，当天就摆了酒席，想劝王光泽投降。桌子上摆了不少菜，还有一壶烧酒，田冠伍端着酒杯递过去：“王师长，你是个能人，只要你投了蒋委员长，我保你当营长，有吃有喝，不比跟着红军受苦强？”
王光泽连眼皮都没抬，把酒杯推到一边：“你们抢老百姓的粮，杀穷苦人，我跟你们不是一路人。红军是为老百姓打仗的，早晚要把你们这些坏人消灭干净！”田冠伍被噎得说不出话，恼羞成怒，下令动刑。
鞭子抽在身上，血顺着衣服往下流；烙铁烫在皮肤上，发出“滋滋”的响，王光泽却一声没吭。最后，田冠伍让人拿来一副铁镣，烧红了四根铆钉，硬生生钉在铁镣上，把王光泽的脚踝和铁镣钉在了一起。行刑的兵后来回忆，王光泽的额头全是汗，拳头攥得出血，却没喊一声疼。
可王光泽就是不服软。每次刑讯完，他昏过去，醒了就骂田冠伍，还跟狱卒说：“你们也是穷苦人，别跟着国民党干坏事，早晚有一天，老百姓会当家做主。”
1934年12月21日，蒋介石给田冠伍发了电报：“将王光泽就地处决。”
当天下午，几个兵把王光泽绑在椅子上，抬着他往邬家坡走。走到那棵泡桐树下，王光泽挣开了绑在嘴上的布，朝着远处的山喊：“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枪响了，他倒在地上，眼睛还睁着，望着湘西的方向，那是主力红军去的地方。
兵走后，村里的几个大爷，被兵叫去挖坑埋人。他们看着王光泽脚上的铁镣，心里都不好受，埋的时候特意往坑里垫了些软土，还在旁边插了根树枝，想着以后能找着。可后来战乱不断，树枝没了，大家也渐渐忘了具体的位置，只记得是在泡桐树下。
一直到1982年，酉阳县人民政府组织人们在当初王光泽就义的地方进行挖掘，这才让烈士忠骨重见天日。
1983年，酉阳县委为王光泽举行了安葬仪式。两百多个村民自发来送葬，有的拿着自己扎的小白花，有的提着刚煮好的鸡蛋，说要让烈士“吃口热的”。
那天，段苏权少将也来了。他当时已经70多岁，坐着火车从北京赶来，没惊动任何人，只带了2名卫士。
站在王光泽的墓碑前，段苏权摸着墓碑上的字，手指都在抖，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旧钢笔，那是1934年王光泽送给他的，当时两人约定，革命胜利后一起用这支笔写回忆录。“老王，我来晚了，”他哽咽着说，“我们胜利了，你却没看到。”说完，他对着墓碑行了个标准的军礼，眼泪掉在地上。
那副重0.8公斤的铁镣，被送到了酉阳历史博物馆，放在玻璃柜里，旁边的牌子上写着：“1934 年，红军黔东独立师师长王光泽烈士遗物。”
如今，王光泽烈士的忠骨已经得到了妥善安葬，但他的故事将永远流传下去，他的精神也会一直传承下去。像王光泽这样的烈士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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