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面对装备十分精良的美军，志愿军在火力上和后勤补给上吃了大亏，战斗非常艰难。
但志愿军的指战员们普遍经历了抗战和解放战争的洗礼，积累了丰富的指挥经验，再加上战士们舍生忘死，这才打开了局面。
纵观抗美援朝时期的高级指挥员，几位兵团司令的表现都十分亮眼，例如邓华、宋时轮、韩先楚等人。但是有人表现优异，就有人表现的差强人意。一如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而对于这位老部下，刘伯承都是唏嘘不已。
结合朝鲜战场的情况来看，有一点是没法否认的，那就是这几位兵团司令员都吃过亏。
刚开始和美军交手的时候，都发现美军的能力比预估的要强很多，这些看似养尊处优的美军，其实打起仗来并不含糊。毕竟人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军队，因此这几位司令员一看情况不太对劲，果断重新开会，调整了战术，统一了新思想，要求前线必须总结经验，及时向指挥部上报，这就是互相学习，一起进步。
所以这几位司令员普遍越打越顺手，后期取得了不少重大胜利，打出了威名和气势。
然而王近山却并不是这样，他一开始没有打顺利，之后也没有扭转这个趋势，一直打的比较艰难，所以彭德怀元帅对他有些不满意，一直让他当3兵团代司令员，而不是正式的司令员。
彭总对他最不满意的事情，就是关于180师未能顺利突围，造成重大损失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180师的师长郑其贵(郑其贵甚至在开国大授衔中仅仅被授予了上校军衔）确实有责任，但兵团总指挥王近山的责任其实难逃其咎。
人们之所以这么认为，有下面几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王近山没有做好准备工作。在第五次战役期间，3兵团的主力序列有调整，原属于3兵团的12军临时调给了9兵团，这让兵团的战力明显减弱。
为了补上这个不足，志愿军司令部把39军调给了3兵团。39军的战斗力是比较强的，完全可以补上12军的位置和60军并肩作战，减轻60军的压力。但王近山没有这么安排，而是让39军放在靠后的位置。
顶在前面的60军压力比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更糟糕的情况，那就是60军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60军军长韦杰无法指挥，179和181师被定为机动力量，由王近山指挥指挥。结果60军只剩下一个师，却要担负整条战线的撤退阻击掩护任务，风险巨大。王近山显然没有做好充足准备，至少没有为60军多考虑一些。
第二个理由是低估了美军的追击能力。在解放战争时期，蒋军战斗力差，经常把握不住机会，反而让五大野战军打的落花流水。因此当王近山下令撤退的时候，他没有认真的协调各部队互相配合，小心谨慎，有序撤退。而是让39军提前撤离导致60军180师的两侧出现了漏洞，美军第一时间就追了上来，等到180师再撤的时候已经迟了。
所以事后3兵团参谋长王蕴瑞在总结会议上表示，如果39军两个师在春川地区多坚守一天，不要早于180师两天撤离，那么情况会大不相同。显然王近山低估了美军的能力，有些轻敌了。补救措施又不及时，也只能造成180师的悲剧。
180师遭遇重大失利后，王近山被彭总痛骂，彭总甚至有心换人，但考虑再三一方面害怕影响军心，另一方面也没有合适人选。然而在此战之后，王近山也没有像宋时轮等其他司令员那样，及时调整思路，总结教训采取补救措施，找到更好的战略战术。
在1952年9月的白马山战斗，志愿军司令部把“万岁军”38军调给3兵团指挥，进攻白马高地。但在实际作战中，情况比预想的复杂，敌人防御非常顽强，38军伤亡较大。关键时刻，王近山没有调整思路，依然坚持猛打猛冲，事实证明效果并不好。
后来在上甘岭时期，王近山在指挥的时候也不够灵活和秦基伟发生了言语冲突，但从结果来看秦基伟的思路明显是对的。
所以一直到许世友来接替他的时候，王近山都是兵团代司令员，也就没法升为志愿军副司令员。
回国后他陆续在多个军区担任副职，职位再也没有提升，比较关照他的刘伯承元帅在50年代末早早离开了部队一线，没有实权，想帮他一把也是力不从心。
这也不得不承认与其个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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