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尊严的故事，从1944年说到今天。
货车能运什么？建材、蔬菜、家具，能运遗骨吗？日本人觉得可以，中国人说不行。
这背后藏着一段80年前的血债，和一个至今未解的问题，人死了，尊严还在吗？
抓人如抓兔
1942年冬天，东条英机坐在首相官邸里算账。
太平洋战争打了一年，日本男人都上了战场，工厂缺人，矿山缺人，码头也缺人，怎么办？抓中国人来干活。
11月27日，日本内阁通过一个决定，从中国"输入"劳工。注意这个词——"输入"，就像输入货物一样。
日本人给这个行动起了个代号："猎兔作战"。
兔子跑得快，人也一样，得想办法抓。
华北派遣军接到命令在中国强制征召劳工。日华劳务协会和华北劳工协会成了帮凶，他们用欺骗的手段招人，告诉农民去日本能赚大钱，包吃包住，还能学技术。
骗子的话谁信？饥饿的人信。
山东、河南、河北，到处都有日本兵端着枪抓人。看到年轻力壮的，不管你在干什么，直接装进卡车。
有的人正在田里干活，锄头还在手上就被抓走了。有的人去赶集，买菜的钱还捏在手心里，人就不见了。
河南洛阳，1944年4月，国民党十五军六十四师一九一团二营五连上尉连长耿谆，在与日军作战中腹部中弹。血流了一地，人晕了过去，醒来时，已经在日军的俘虏营里。
耿谆29岁，读过书，当过连长，日本人很快发现了这个"人才"，身上有军官的气质，说话有条理，能管得住人。
石家庄俘虏营里，耿谆见到了同样被俘的李振平，两个军人一见如故，他们不知道，这段友谊会在一年后的暴动中发挥关键作用。
7月，300个中国人被塞进货船底舱，七天七夜，没有阳光，没有新鲜空气。有人死在船上，尸体就扔进大海。活着的人闻着死人的味道，听着海浪拍打船舷的声音，不知道自己要被运到哪里。
船舱里有人在哭，有人在骂，有人已经疯了，耿谆一直沉默，眼睛望着舱顶，心里在想着什么，没人知道。
目的地日本秋田县花冈町。
这是"猎兔作战"的第一批"战利品"，后面还有两批，1945年4月600人，5月100人。总共1000个中国人，有986人活着到了日本，另外14个死在了路上。
鹿岛组在等着他们，这家公司后来成了世界500强，但当时，它需要免费劳工来挖铜矿。
人间地狱有个名字
花冈中山寮。
听起来像个度假村，实际上是个屠宰场。
木片搭的工棚，一天干15到16个小时，吃什么？橡子面和苹果渣，那是喂猪的东西。
冬天穿单衣，脚上草鞋，站在冰水里挖矿石，手冻僵了拿不住工具，日本监工就用鞭子抽。
安徽宿县的李体益后来回忆："每天挖3米深的坑，搬走砂石，干不完就挨打，有两个日本人特别狠，用钳子夹着火炭往身上捅。"
那种痛，像万根针扎进肉里，李体益的胳膊上至今还有烧伤的疤痕。
河道改造工程，听起来很文明，实际上就是让中国人用血肉之躯去挖河床，搬石头，修堤坝，没有机械，全靠人力。
每天死人是常事。累死的，饿死的，冻死的，被打死的，半年死了200多人，每天都有人倒下，再也站不起来。
尸体怎么处理？挖个坑埋了，连块木牌都没有，有时候人还没完全死透，就被扔进坑里。
监工福田金五郎最狠，他手里拿着一根特制的鞭子，用公牛的生殖器晒干制成的。抽在人身上，皮开肉绽，他最喜欢看中国人跪地求饶的样子。
"我们是太君，你们是奴隶！"这是福田经常说的话。
1945年春天，日本搞了个"突贯期"——突击贯通下水道。工作量翻倍，工作时间延长到16小时，很多人当场累瘫，再也没能站起来。
劳工们开始窃窃私语，有人说："这样下去，咱们都得死在这儿。"有人说："拼了吧，横竖都是死。"
耿谆听着这些话，心里开始盘算什么。
1945年6月，一个叫薛道同的劳工饿急了，他跑到一户人家里，要了个馒头。就因为这个馒头，日本人用牛鞭活活打死了他。
薛道同倒在血泊里，手里还攥着半个馒头，馒头上沾着血，血里混着泥土。
耿谆看着薛道同的尸体，心里的火彻底点燃了。
700人的最后一搏
"我们不能再忍了！"耿谆对着工棚里的中国人说。
"与其苟且偷生，不如起义赴死！"
劳工们看着这个瘦得皮包骨头的连长，眼里有了光。
"就算死，也要死得有尊严！"
耿谆知道这是九死一生的事，他也知道，不做这件事，大家都得慢慢死在这里，与其被折磨死，不如轰轰烈烈地反抗一次。
第一个响应的是李振平，两个人在石家庄俘虏营就认识，现在又分在不同的小队当头目。"老耿，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接下来是孟连祺、张金亭、刘锡才...一个传一个，700个人很快就串联起来了。
计划很简单，杀死监工，夺取武器，往北海道方向逃跑，能跑多远算多远，能活一个算一个。
暴动定在6月27日深夜，但耿谆改了主意。
那天值班的是"老人太君"石川忠助和"小孩太君"越后谷义勇，这两个日本人平时对中国劳工还算客气，有时会偷偷给点吃的。石川还会说几句中国话，叫劳工们"老乡"。
"不能伤害好人。"耿谆说，他冒着生命危险，把暴动推迟了三天。这个决定后来救了石川和越后谷的命，也暴露了暴动计划。
6月30日晚11点，行动开始了。
刘锡才负责切断电话线，他抡起镐头砸向电话机，一下、两下、三下，电话机碎了，火花四溅，静夜里的巨响，提前暴露了行动。
700个中国人冲出工棚，打死了几个监工，往狮子森山跑，月光下，影影绰绰的人群像决堤的洪水。
"不许进民宅！日本老百姓无罪！不能伤害妇女儿童！"逃跑路上，耿谆还在约束队伍。"不能让人说我们是土匪，咱死，也要死得光荣！"
这就是中国人的底线，即使在绝境中，也不能丢掉做人的原则。
狮子森山，莽莽苍苍，700个人很快就走散了。有人迷了路，有人摔下山崖，有人躲在山洞里不敢出来。
耿谆身边只剩下二三十个人，眼看天快亮了，追兵越来越近，有人劝他自杀，免得被抓住受罪。
耿谆解下绑腿，准备上吊，绳子套在脖子上，脚刚离地，追兵就到了。
暴动震惊了日本朝野，2万军警出动围捕，连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拿着竹枪上山"打兔子"。
第二天，700人全部被抓。
尊严的价格
共乐馆广场，石子铺地。
日本人把抓回来的中国劳工按在地上跪着，双手反剪，绳子勒进肉里，三天三夜不给水喝，不给饭吃，头顶烈日，脚下尖石。
5岁的谷地田恒夫和同学们被老师带到广场，老师发给每个学生一根木棍，让他们抽打跪在地上的中国人。
"清国奴！死去吧！"小学生们一边打一边喊，有的往中国人身上吐口水。
广场上很快就有了尸体。
耿谆被单独审讯，铁丝扎拇指，十指连心的痛，灌凉水，灌到昏死过去，再用冷水泼醒。福田金五郎亲自审讯，要让这个"暴动头目"生不如死。
审讯室在剧院里改建，高大空旷，声音有回音，中国劳工被绑在长凳上，用注射器往肚子里打水。打满了水，肚子鼓得像皮球，再把人倒立起来，让水从嘴里鼻子里流出来。
看到20多个劳工被倒吊在房梁上拷打，耿谆开口了：
"打错人了！我是主谋！这事都是我干的！打我！杀我！把他们放了！"
一个人扛下所有责任，这就是连长的担当。
福田不信，他要的是口供，是承认日本人的"仁慈"，是中国人的"忏悔"。耿谆什么都不说，只是重复那句话："都是我干的。"
耿谆被判死刑，后改无期徒刑，其余12人判了有期徒刑。
8月15日，日本投降，消息传到花冈，日本人还不相信，监工们继续折磨中国劳工，死人的数字还在增加：7月100人，8月49人，9月68人，10月51人。
直到美军占领日本，悲剧才真正结束。
1946年11月，耿谆和幸存的劳工坐船回国，在甲板上，他们看着越来越远的日本海岸，眼里没有恨，只有疲惫。
活着回来的人，身体都垮了，有的得了肺病，有的落下残疾，有的精神失常，整夜整夜地做噩梦。
1948年，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鹿岛组4个监工，大馆警察署2个警察，都被判刑。福田金五郎被判绞首，后改无期徒刑，1955年，这些战犯全部获释。
而那418个死去的中国人，再也回不来了。
1953年7月7日，100多名遇难者后代和日本进步人士共同努力，首批中国劳工遗骨终于回到祖国。
那时候运遗骨，用的是专门的灵车，有仪式，有哀乐，有对死者的尊重。日本进步人士自发组织了"中国人遗骨发掘团"，用了整整8年时间，才把散落各地的遗骨收集起来。
每一具遗骨都被小心包装，贴上标签，能找到姓名的写上姓名，找不到的就写"无名烈士"。没人敢用货车运输，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些是人，不是货物。
1989年，花冈事件幸存者在北京成立"花冈受难者联谊会"，耿谆当选会长，他们向鹿岛建设提出三项要求：道歉、建纪念馆、赔偿。
鹿岛建设拒绝了。
1995年，11个花冈事件幸存者和遇难者家属把鹿岛建设告上法庭，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人状告日本企业的诉讼。
法庭上，耿谆拄着拐杖出庭作证，81岁的老人，声音还很洪亮："我们要的不是钱，是尊严！"
2000年，鹿岛建设拿出5亿日元和解，但耿谆拒绝签字。
"中国劳工不稀罕他们的施舍，我们要的是认罪，是道歉，是有尊严的赔偿。"
律师劝他："老爷子，你都86岁了，就别较真了。"
耿谆摇头："活着要有骨气，死了也要有尊严，这钱我不要。"
2012年8月28日，耿谆在家中去世，享年99岁，至死，他没有领过"花冈中日友好基金"的一分钱。
今天，当我们听说日本人想用货车运送中国劳工遗骨时，应该想起什么？
想起那418个死在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想起他们生前承受的屈辱，想起他们死后应得的尊严。
想起耿谆那句话，咱死，也要死得光荣。
尊严这东西，生前要争取，死后也不能丢。
货车可以运货物，但遗骨不是货物，每一具遗骨背后，都有一个鲜活的生命，都有一段被侵略被奴役的历史。
用货车运遗骨，就是对死者的再次侮辱。
80年过去了，有些账还没算清，有些尊严，还在等待归还。
花冈事件告诉我们人可以被杀死，但人的尊严杀不死。
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然要说，不行。
参考资料：
新华社：《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强征近4万中国劳工赴日做苦役，伤亡惨重》
中国新闻网：《花冈惨案幸存者及遇难者家属对日索赔案始末》
人民网党史频道：《中国二战被掳劳工血与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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