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半的厨房，杭州38岁的女人正把鸡蛋磕进油锅。
她不是在奉献，是在被推着运转。
这个育有二胎的职场妈妈，每天要在六点前把两个孩子送进校门，然后挤四十分钟地铁，赶在九点前打卡上班。
傍晚六点下班铃一响，她又要冲刺着接孩子、买菜，回家把食材变成全家的晚餐。
深夜十一点，孩子们睡熟后，她的战场转移到客厅。
收拾餐桌、叠衣服、准备第二天的早饭食材，直到凌晨一点才能躺下。
日均四到五小时的睡眠，像根磨了七年的细针，一点点扎穿她的健康。
最荒诞的是，这个家并非只有她一个成年人。
丈夫和公婆的存在，更像客厅里沉默的家具，看得见却用不上。
他们吃着她做的热饭，穿着她洗的干净衣服，看着她从清晨忙到深夜，却从未伸手接过她手里的锅铲或扫帚。
她的日程表密密麻麻，他们的时间却空得能生出青苔。
缺席的人从不会觉得愧疚，因为忙碌的人从未说过疲惫。
她的猝死像颗石子投进舆论的湖面，泛起的涟漪里竟夹杂着尖刻的骂声。
有人说“她太要强，不会放手”，有人骂 “自我感动式牺牲，害了孩子”，还有人轻飘飘抛出建议：“家里脏点没关系，饭可以吃简餐”。
这些声音站在道德高地上，把一场悲剧归结为个人选择的失误，仿佛只要她松松手，就能躲开这场劫难。
可他们忘了问：谁来接她手里的担子？
如果她不凌晨四点半起床，孩子早上吃什么？
如果她下班不接孩子，谁会出现在校门口？
如果她不收拾家务，这个家会不会变成没人管的乱窝？
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早有数据：已婚女性平均每天的家务时间是男性伴侣的三倍之多。
当整个社会都默认家务是女人的责任，她的不放手不过是：
没得选。
指责受害者，永远比追问施害者容易。
在家务这个战场上，女性的劳动连被衡量的资格都没有。
她既是职场里拿薪水的劳动者，又是家里免费的保姆、厨师、辅导老师，两份工作连轴转，却只有前者能换来报酬与尊重。
丈夫交出工资卡，就觉得完成了家庭责任。公婆待在家里，就觉得尽了长辈本分，只有她的劳动被视作：
理所当然。
更残酷的是“性别显示”效应。
当女性在职场取得成就，反而要通过多做家务来弥补女性气质。
她不敢请假，不敢抱怨，甚至不敢说累，因为社会早就给妈妈这个角色定了性：
要无私，要坚强，要像个永动机。
她最后一条朋友圈写 “好想睡个完整的好觉”。这句微弱的求救，直到她倒下后才被家人看见。
所谓“自我选择”，不过是结构性压迫的遮羞布。
丈夫在采访中哽咽着说“她从不喊累，太要强了”。
这话听着像惋惜，实则藏着最深的：
冷漠。
七年里，他难道没见过她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没听过她深夜压抑的叹息？
只是他习惯了她的付出，就像习惯了太阳东升西落。
公婆或许也曾看着她忙碌的背影，却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
这些隐身的家人，才是悲剧的真正推手。
他们享受着她的劳动成果，却逃避着相应的责任；他们消耗着她的健康，却在她倒下后扮演起悲伤的角色。
有些悲剧里，落水者拼命挣扎，打捞者却在岸边看戏。
而这里的家人，连看戏的耐心都没有，直接成了推人下水的人。
该骂的不是拼命活着的人，是那些活得太轻松的旁观者。
川端康成在《十六岁日记》里记录过祖父的死亡，说死亡是“好商好量的一点点抽离”。
可这位妈妈的死亡，是被七年来的劳累突然拽走的。
她的身体早已发出预警，只是没人在意；她的精神早已濒临崩溃，只是没人看见。
那些骂她的声音，不过是在重复“受害者有罪论”的老调，用个体失误掩盖制度性的不公。
现在她走了，家里的早饭谁来做？孩子的作业谁来辅导？深夜的家务谁来收拾？
这些问题，或许会让隐身的家人终于意识到她的重要性。
可这认知来得太晚，代价是一条鲜活的生命。
社会学家说家务是性别平等最后的堡垒，可这座堡垒，是用无数女性的健康和精力堆砌起来的。
当为母则刚变成为母必须刚，就是对女性的谋杀。
这个杭州妈妈，再也等不到打捞的人。
她的悲剧不是个例，而是无数女性困境的缩影。
她们在家庭与职场间疲于奔命，被责任和偏见双重裹挟，最终活成了自己最不想成为的样子。
那些还在骂她的人，请闭上嘴吧。
与其指责一个拼命活着的妈妈，不如问问这个社会：为什么女性要承担双重压力？为什么男性的家务参与率如此之低？为什么家庭责任总是变成：
女性责任。
这些问题的答案，才是避免下一场悲剧的关键。
川端康成看着祖父的脸，说那是“看死亡的眼神”。
而我们看着这位妈妈的故事，该看到的不是死亡，是活着的女性正在承受的苦难。
别再骂她了，她不是自己选择累死的，是被这个失衡的家庭、不公的社会，一点点：
压垮的。
下一个倒下的会是谁？
只要结构不变，答案早已写好。
文｜蛙蛙和洼
图片来自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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