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狂风黄沙年复一年啃噬着兰考的土地，内涝过后的盐碱地，连野草都难以扎根，然而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却镌刻着一个让无数人铭记的名字——焦裕禄。1962年，他背负着党的嘱托和人民的期望，像一株耐旱的泡桐把根深深扎进兰考的泥土，他用短短42年的生命，诠释了“人民的好公仆”的千钧重量，在这片土地上留下共产党人最动人的篇章。
焦裕禄1922年出生，少年时他目睹父亲被压迫致死，自己也饱尝饥寒与屈辱，那段在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岁月，让他磨砺出坚韧不屈的品格。194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一生献给人民解放与建设事业。从民兵到土改干部，从尉氏县区长到洛阳矿山机器厂的工业骨干，他始终以“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的信念，在革命熔炉中淬炼出钢铁般的信仰与担当。
1962年冬，兰考县因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民生凋敝、百姓流离，此时焦裕禄由于长期透支身体已经患上严重的肝病，但他还是放弃优厚条件主动请缨来到兰考担任县委书记。刚到兰考时他没有召开动员大会，而是卷起铺盖走进乡村，他与农民同吃同住，用双脚丈量每一寸受灾土地，他深知只有扎根群众，才能找到治理风沙、内涝、盐碱三害的钥匙。
踏遍兰考的每一寸土地后，焦裕禄把调研得来的零散经验梳理成科学的治理方案，他发现风沙的症结是因为“沙无根”，于是他提出“贴膏药、扎针”法：在沙丘表面种上紫穗槐，用“贴膏药”的方法固沙，再在沙丘底部挖沟渠“扎针”引水；针对盐碱地，他组织群众挖沟排盐、换土改良，还引进了耐盐碱的红薯和棉花品种。
只是治理三害的道路布满了荆棘，1963年春，第一批种下的树苗刚冒芽，就遭遇了一场特大沙尘暴，看着被吹倒的幼苗，有的干部泄了气：“这风沙是老天爷要的，咱斗不过。”焦裕禄却在沙地上捡起一棵树苗重新栽好：“风沙再凶，也凶不过咱兰考人的决心！树苗倒了再栽，只要我们不死心，沙子就会变心。”第二天他带头挑着土筐去固沙，肝病犯了就跪在地上挖，手指磨出了血泡也不停歇。
在焦裕禄心里，群众的事比天大，他的笔记本上记满了群众的困难：张大爷家缺粮，李大妈的孙子发烧，王家的房屋漏雨等等。有一天他冒雪走进孤寡老人吴月莲家，见老人盖着破棉絮，立刻把自己的棉被抱过来，又掏出仅有的3元钱塞给老人：“是我没把工作做好，让您受苦了。” 有村民回忆，焦书记的口袋里总装着两样东西：一是治肝病的药丸，二是给群众的粮票和零钱。
焦裕禄的生活简朴得令人动容：县委给他配了一辆自行车，他却很少骑：“走路能多和群众聊几句”；食堂偶尔做顿面条，他总是端给生病的干部，自己啃窝头就咸菜；组织上要给他解决住房，他婉言拒绝：“群众还住草屋，我怎么能住砖房”；他的儿子想买块手表，他却说“咱当干部的，不能比群众过得好。”
1964年春，焦裕禄的肝病已到晚期，疼得夜里睡不着觉，他就趴在办公桌上写治理方案，实在撑不住了，就用茶杯盖顶着肝部缓解疼痛。后来县委强行把他送进医院，他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兰考：“沙丘的树活了多少？麦子种上了吗？”临终前，他拉着前来探望的干部说：“我对不起兰考人民，三害还没治完……我死后，把我埋在沙丘上，我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同志病逝，年仅42岁，送葬那天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赶来，他们带着自家舍不得吃的红薯、馒头，哭着喊着“焦书记”。他去世后，兰考人民继承他的遗志继续与三害抗争，如今的兰考，沙丘变成了绿洲，盐碱地长出了庄稼，当年焦裕禄亲手种下的那些泡桐树，已长成枝繁叶茂的“焦桐”，每年春天都开满紫色的花朵。
焦裕禄的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一件件实事温暖了民心；没有留下万贯家财，却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的征程上，无数党员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将“人民至上”融入血脉，将“艰苦奋斗”化作行动，如今焦裕禄早已成为一个精神符号、一座永恒的精神丰碑，激励着中华儿女在复兴之路上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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