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87年，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上海浦东的江边工地热火朝天。
那天上午，一个西装笔挺的中年男人站在黄浦江边，看着远处吊塔缓慢旋转。
有人认出了他——荣智健，中信泰富的创始人，也是荣毅仁的儿子。
人群里有人小声嘀咕：“这家伙，真是一步步走出来的，不靠背景，全靠自己。”不过熟悉荣家的人知道，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
说起来，荣家这个名字，早在民国时期就响当当了。
祖上荣熙泰在无锡开钱庄、做棉布生意，靠着勤恳肯干、头脑灵活，把家业做得风生水起。
荣毅仁是荣家第三代，出生于1916年，那年正是北洋政府内外交困的一年，整个中国乱成一锅粥。
可荣家还在赚钱——背后靠的是稳定的商业信誉和极强的风险意识。
不过真正把这个家族送到历史的交叉点上的，是荣毅仁。
他年轻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毕业后没去政府机关，也没出国镀金，而是回家接手了面粉厂。
那时候正是抗战全面爆发前夕，上海形势紧张，日军虎视眈眈，商界人人自危。
可荣毅仁非但没退，反而在那个时候把企业扩展到重庆、西南——躲战火，也寻机会。
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大多数民族资本家都面临一个问题：走还是留？谁都知道，政权更替后，政策方向在变。
那几年，像荣毅仁这样的大资本家，不少人去了香港或者东南亚。
可他没走。
他说了一句话：“商人也要有国家的命运感。”这句话后来被人反复引用，但那时候听的人不多。
1956年，全国搞公私合营。
荣毅仁做了一个让人想不通的决定：把整个荣氏企业系统——包括工厂、仓库、物流网络，全数无偿捐给国家。
没谈条件，也没留股份。
那会儿，他已经是中国纺织行业的代表人物，捐完企业，很多人以为他就此淡出历史舞台了。
可没想到，第二年，他被调去国家经委工作，成了全国工业系统的重要顾问。
多年后，他成了国家副主席，这个从商界走出来的人，终于走进了国家最高层。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关键不在于他捐了什么，而是他怎么看未来。
那时候的中国，百废待兴，工业基础薄弱。
荣毅仁明白，国家需要的不是资本家，而是懂经济、有组织经验的人。
他把自己从一个“企业所有者”变成了一个“经济建设者”。
而且，他确实做到了。
这份责任感，也贯穿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中。
他有五个孩子，三女两儿。
最大的女儿荣智和，自己开了家幼儿园，做得不大，但非常认真。
她常说：“我爸不希望我们靠家里吃饭，也不希望我们忘了自己是荣家的人。”这话听着普通，背后却是几十年如一日的家风。
二女儿荣智平，几乎从没出现在公众报道中。
她不做生意，也不参与政治，过着安静的生活。
有一次她在家里和朋友聊天，说了一句：“爸最怕我们变得自大。”简单一个“怕”字，能看出家教有多严。
三女儿荣智元，命运就没那么顺了。
她读中学时得了脑炎，因为诊断延误，病情恶化，最后连基本生活都无法自理。
荣毅仁那段时间几乎不出门，常常自己坐在窗前发呆。
后来她去世了，患上肺癌，年纪轻轻，走得很快。
荣家从不对外提这段事，但那以后，荣毅仁对家里更沉默了。
还有小女儿荣智婉，嫁给了澳门建兴龙的董事长马有恒。
婚礼很低调，媒体几乎找不到照片。
她自己也很少露面，但据说每年春节她一定回无锡老宅，陪母亲烧菜，做的都是小时候吃的菜。
最受关注的还是荣智健。1987年，他创办中信泰富，起步资金不多，但很快做到了香港主板上市。
他的管理方式很像他父亲——谨慎、规范、不张扬。1997年金融危机时，他公司没受太大影响，但到了2008年，却因外汇衍生品投资失误，公司亏了几十亿。
那时候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说他“跌下神坛”。
可他没回避，公开道歉，带头裁员降薪。
几年后，公司重新恢复元气。
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可以失败，但不能丢脸。
说实话，这种话在那个年代很少有人说。
可他真是这么做的。
后来荣毅仁去世，2005年10月26日，北京协和医院。
那天北京下了点小雨，新闻联播头条播了讣告。
第二天，《人民日报》整版报道，标题很简单：“荣毅仁同志逝世”。
报道里没有一句煽情话，但那些年和他一起共事的人，说得最多的一句是：“他从来不讲家世。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这样叫过“红色资本家”这个词。
- 参考资料：
- 周成林，《荣毅仁传》，人民出版社，2006年。
- 中国国家档案馆编，《共和国人物志：荣毅仁》，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 陈志武，《家族企业的中国命运》，中信出版社，2014年。
- 《人民日报》档案，2005年10月27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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