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哲师百年诞辰，同门聚会，缅怀先生。主持人要我谈一下先生治学的成就和特点，其实师兄弟中，我大概是最没有资格评价先生学术的。但既然有命于我，我就简略地谈谈对先生治学特点的一些认识。

一、严谨求是，富于创新

先生治学的最大特点，无疑是学风极为严谨。先生强调历史贵在求真，他说：“搞历史科学，起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求其真实。只有历史的真实，才可以起到借鉴作用。史实不真实，历史就成为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古史集林》跋)这个话很多学者都在讲，先生却是少数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去实现这一追求的人。先生治史逾一甲子，仅有著作四种，论文数十篇。晚年将主要成果集为《古史集林》,不过37篇，先生在后记中说“所得仅区区若此”,似乎比我这个中道弃学的不才学生还少。但先生的每篇文章，无不是详尽梳理前人工作，充分占有各种材料，考证绵密，厚重有见。范文澜先生有“文章不写一字空”的名言，玉哲师是完全当得此言的。

因为严谨求是，所以先生治学便有不迷信盲从的特点。先生中学时写的第一篇学术文章《司马迁作史记的年代考》,就挑战了梁启超和王国维。在西南联大，撰《评傅斯年先生〈谁是《齐物论》的作者>》,以充分证据将傅先生驳得体无完肤，以至引起一场风波，而赢得罗常培等先生“爱做翻案文章”的评价。平心而论，先生所有文章中，这一篇是最尖锐生猛的，难怪以“大炮”著称的傅先生一时亦难以接受。后来先生听从师长劝诫，为文转向敦厚平实，但骨子里仍然是自有主见，不肯轻易从人。“文革”前先生关于“让步政策”和古代社会分期的见解，当时都是要面临政治风险的，但他竟然“顽固”地坚持。20世纪90年代他有一篇《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明确提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缓和社会冲突而不是镇压和统治，可见即使是对于所服膺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他也不是无保留地接受。先生80岁时赋诗云：“文风不惯随波转，学海滔滔一钓垂。”这是先生一生治学的真实自写照。

严谨认真、不迷信盲从，加上深厚的学养支撑，使得先生的先秦史研究富于创新。先生的先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古文字和古文献、历史地理和民族问题、社会形态和分期研究三方面，无论长文短章，必有新意胜见，成一家之言。试举几个例子：

20世纪80年代先生作《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从图腾信仰，商的远祖居地近海，王亥、王恒与有易的斗争，从商和亳的地望，亳地名之蔓延与远古商族移徙之迹，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等方面，考证先商族起源于河北的中南部；差不多同时又有《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一文，根据山西汾水流域自商至西周一直留有周族的根据地，姬姓之古国在山西省者独多，姜姓之祖原亦在山西，古有易与先周的关系，周原一地原在山西的太原，先周族的迁徙是自东而西等证据，考证先周族起源于山西。

1977年陕西凤雏周原先周宫殿遗址发现甲骨文，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其属于周人无疑，但先生根据这批甲骨文祭祀商汤、太甲等商王，商末商周关系极其敌对，和其有“毋周方伯”记载，提出这批甲骨是商王室的东西(《陕西周原所出甲骨文来源试探》)。

这些观点都是先生非常独到的见解，一经提出，即为史学界所重视。它们并非不可讨论，但先生的观点却是后来的研究者不能不认真面对的，从而在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地位。

二、精于文字音韵训诂之学

先生在《中华远古史》序言中说，他的书力求“尽量将历史文献与田野考古、民族学、古文字学等有关的资料结合起来，交相印证，并注意吸收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的成果，尽量使其不落后于现代新的学术水平”。的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进行古史研究是先生的特点和强项，但相比之下，我以为文字学尤为先生所擅长。

先生在西南联大受教于冯友兰、刘文典、闻一多、罗常培、魏建功等先生，打下了文字声韵训诂之学的基础。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攻读研究生期间，师从唐兰先生，古文字的学养更加深厚，《宋代著录金文编》上下册就是这一时期的成果，并完成了以金文和文献互证、受到学界广泛好评的学位论文《狁考》。

由于精通文字音韵训诂，先生治史常能发人所不能发。典型的例子如：将古文献中河北、山东等地“亳”“薄”“蒲”“番吾”“蒲姑”“薄姑”“蒲吾”等众多地名汇集联系起来，指出其均为商族最早居地“亳”的一音之变，复结合“商”“滴水”“漳水”和“滹沱河”的考证，论证商族起源于河北中南部(《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通过对甲骨文中“明”“朝”二字的考释区分，提出《易经》“箕子之明夷”,“明夷”当为“朝夷”之讹，反映的正是箕子入朝鲜的史事(《甲骨、金文中的“朝”与“明”字及相关问题》《“箕子之明夷”与朝鲜》);考释“大卤”为“大周”之讹，论证“太原”即古周原；根据甲骨文中“周”常写作“用”,指出《易经·未济》“用伐鬼方”应释为“周伐鬼方”,并以此为周族源于山西的有关证据(《先周族最早来源于山西》)。这些，都是先生运用古文字学工具考证古史的范例，给人以凿破鸿蒙之感。

必须指出的是，先生长于古音韵学，但坚决反对随心所欲滥用音韵手段，强调必须和文献及考古资料相互参证，这使他的有关考证稳当难移，而和一些略知皮毛、逞才使气的学人形成了鲜明对比。今天回想起来，我们入学后先生唯一正式开设的课程就是“古音韵学”,他说这是口耳相传之学难以自学，必须通过授课才能领会，其实这也是因为他对此特别看重。先生门下，在这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础，可谓受益匪浅。

三、注重对先秦史的宏观把握

这一特点，以往的评价似乎不曾提及，我想特别加以指出。

传统的治先秦史者，专注于古文字的辨识和史实的考证。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社会结构和阶段演进受到重视，对中国上古历史的宏观把握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普遍特征。就先生而言，他既具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共同点，也有自己特殊之处。

其一，特别关注社会结构和阶段演进。我们知道，王先生对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有深入研究，他是坚决主张西周封建说者，并曾强调要注重“过渡阶段”研究。他还曾研究了禅让制、商代王位的兄终弟及、商周民族迁徙、西周民的身份、西周政体和国家的历史作用、“点”与“面”——先秦都邑、领土扩展过程等问题。实际上，先生研究这些具体问题时，始终是围绕着先秦社会的总体进程和演进这样一个中心来进行的。我这里想着重提及先生对“点”与“面”——先秦都邑、领土扩展过程问题的研究，先生不仅把这层窗户纸捅破，廓清了历史真相，而且意义重大。因为先秦史的很多大问题，比如分封制、国野制、华夷关系、诸侯关系等等，都和这一问题密切相关。这种做小中见大的宏观问题意识，是先生与传统古史学家的一个重要区别。从另一方面说，这种对先秦社会的宏观把握，又对先生的考据颇有助力。

其二，重视通史的写作。先生一生有两部通史性著作，即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上古史纲》和2004年出版的《中华远古史》。后者是原定《先秦史稿》的上半部，可惜未等完成下半部，先生就去世了。现代治先秦史学者中，有两部先秦通史著作者，还是很少有的。这既显示了先生对先秦史宏观把握的看重和学术功力，也使他与当代同行有所不同。还应指出的是，先生在《中华远古史》自序中叙述该书写作的三原则，第一条就是“新的断代史要侧重介绍历史研究方面如何思考问题的过程，意在给予读者这方面能力的锻炼”。这种强调通史著作重在思维启迪而非简单知识介绍的思想，是非常重要和难能可贵的，这和他重视对历史的宏观把握有着内在的联系。

先生曾自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受益很大，比较他早期的文章，我以为这个说法是实事求是的，也是评价先生学术成就时值得注意的。

四、于史地民族之学尤有创获

在先生多方面的史学成就中，我以为最为精彩也最具特色的还是史地民族研究(先生对此也是认可的，所以他将有关成果撰集成为《中华民族早期源流》一书)。我每读先生的有关论文，常常是既叹服先生读书之细，亦感佩其见解之高。上面已经举出了不少例子，这里我想再举《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和《楚国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两文以为说明。

周平王东迁系因犬戎逼迫并得到秦襄公护送，见于《史记》,早已是学界常识。但先生从《史记》《国语》记载的矛盾，犬戎、秦国和平王、幽王之间的相互关系，有关古籍对晋、郑两国在平王东迁中起主要作用的记载等入手，有力地证明《史记》的记载是错误的，并认为其系沿袭《秦记》,绝非实录。我以为，此问题先生考证确凿不移，可谓发千古之覆。

关于楚国故地，历来史家均以为在江汉流域。胡厚宣先生提出楚国出于东方苏鲁之间，为一重要新说。但胡先生并未能对楚人西迁的历史细致梳理。王先生《楚国故地及其迁徙路线》一文，根据“祝融八姓”和“陆终六子”的分布，“楚丘”地名遗存及“有熊”居新郑的记载，推断楚族本居于河南；根据周公东征伐熊、伐楚及东奔于楚的记载，以及楚熊丽居睢山、睢水所在，推断商末楚人东迁至苏鲁之间；根据苏皖间有丹阳、荆山、九江，以及《汉书·地理志》熊绎居丹阳郡丹阳的记载，周人南征楚国、太伯奔吴和楚攻徐偃王的史迹，推断周初楚人确曾居住于苏皖境；根据《史记》《左传》所记庸、杨越、鄂和舒、桐、豫章等地名的考证，推断楚人系西周后期夷王时才溯江西上，到达今湖北。坦率地说，我以为先生的考证还不能完全打破陈说，但他的论证却能自圆其说，特别是他指出的大量现象尤其不能忽视，值得深思。

在学术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有些学者的标新立异虽可能不能成立，但其所提出的问题却从此为人所注意并不能不加以面对和研判，这种贡献同样可贵。近年清华楚简《楚居》面世，学者们几乎是一边倒地在湖北及与陕豫毗邻地区打转，几乎忘记王先生的主张。其实，倘能够通过这一新史料证明先生的错误，不也是有意义的吗?

玉哲师已经辞世多年，作为弟子，我们无法再当面聆听教诲。但先生留下的著述，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治学精神、理念和方法，仍足以长久地教导和启发我们。借用凤瀚、伯雄两位师兄的话，先生的著述，“对于我们，对于我们的学生，以及我们学生的学生，应该是一个检验的标尺和学习的榜样”(《 <宋代著录金文编〉前言》)。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先生的治学精神和理路，在各自的工作领域里有所成就，是我们对先生最好的纪念和报答。< pan>

邵鸿

2018年8月24日于北京

来源：朱彦民编《王玉哲文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