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杰西·阿姆斯特朗最近执导的HBO电影《山之巅》（Mountainhead）讽刺了当今科技亿万富翁寡头的幼稚哲学观。史蒂夫·卡瑞尔饰演的角色——被认为是对Palantir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的影射——在片中喊道：“我非常重视康德！”他花费大量时间与极富的朋友们一起评估如何凭借他们共同发明的数字工具重塑全球秩序。
虽然电影有些地方略显夸张，但其中角色的信念与期待所表达的情绪却并非虚构。阿姆斯特朗并未花时间去细致剖析某些科技富豪最离谱言论背后的伪哲学思考，但他确实暗示了他们所期望的未来图景。
这是我最近在伦敦国王学院参加的一场衰老问题会议的一个核心议题，会议上世界各地的超人类主义运动被频繁提及。这些运动——得到了包括蒂尔、埃隆·马斯克以及知名AI研究者埃利泽·尤德科斯基等人的支持——旨在利用科学与技术帮助人类突破生物学边界，比如终止衰老（或如他们所称“治愈衰老病”）、增强认知等。然而，这些推动超人类主义的学者、倡导者和科技寡头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核心问题。超越我们的生物性，并不在于追求永生或人类的数字化，而在于终结导致我们如今社会不平等（包括普遍存在的健康不平等）的利己主义，而这些不平等现象如今在美国等国家普遍存在。
了解我们的演化遗产有助于解释其中的原因。尽管人类总体上是一种高度合作的物种，但在我们的演化史上，最成功的往往是那些以利他主义为伪装，实际推动自身利益的人。例如，在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场景下，最佳结果是在让你的伙伴持续合作的同时，自己选择背叛。我称之为“隐形的竞争”：有机会时为自己攫取利益，必要时假装为他人着想，这比持续合作更为有效。这或许也是为何心理变态的人往往更易于掌权——展现出可信赖性比真正可信赖更有“用处”。
我认为这种马基雅维利式的本性，在当今社会科学中常被忽视，它蕴含着一种阴暗的含义：当恶意剥削型的人掌权时，他们会以有利于自己及后代的方式构建社会，这几乎总是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文化中的等级结构由此而生，而这些结构又反过来催生了“有些人天生就比其他人优越”的观念。正如近期《柳叶刀》一篇关于不平等与种族主义的评论所写，这最终体现在权力关系中：“既定的等级体系以身份组织了权力与特权的分配”。
今天，我们见证着同样的过程在重演，演化历史上它已反复上演无数次。唯一不同的是，当今的科技寡头拥有庞大的数字帝国（正如《山之巅》所嘲讽的那样）为其撑腰。正如乔治城大学法学与技术教授朱莉·E·科恩最近所写：“最大的技术平台公司实际上被极少数极具权势和极为富有的人所控制，他们在以符合其个人信念的特定方式构建技术发展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影响力，如今他们掌握着前所未有的信息、社会技术和政治权力。”
科技亿万富翁对于当代超人类主义运动的讨论和推动，本质上正是“隐形竞争”癌变版步步扩散的表现。这些超人类主义的支持者总是方便地将“衰老病”挂在嘴边，宣传他们所资助的研究如何能延长寿命或数字化心智，实现极长（如果无法是无限的）的寿命和显著提升的智商。
这些运动形式各异，但归根结底，无一例外——也毫不令人意外——都是为了让其推崇者受益。例如“长远主义”（longtermism）就是一种哲学立场，主张未来的人类，甚至未来的数字人，其利益与当下人类一样重要。哲学家威廉·麦克阿斯基尔在其2022年著作《我们欠未来什么》（What We Owe the Future）中详细论述了这一观点，其思想基础可追溯至已故哲学家德里克·帕菲特，他曾提出一个问题质问：伤害一个百年后出生的孩子与伤害今天的孩子是否同样重要？
然而，这种“平等性”本身是否成立，远不如长远主义者如何借此辩护财富积累来通过为了保护未来人类那样重要。他们主张，与其投资于当下社会福祉、缩小全球范围内（如健康和营养）巨大不平等，不如把精力放在改善尚未出现的“未来人类”（无论是数字人还是其他形式）生活上。
但这种想法还远不止于此。牛津大学现已关闭的人类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尼克·博斯特罗姆等哲学家则声称，从整个人类未来的视角看，由气候相关灾害导致的大规模死亡其实并不重要。与其努力减少这些基本可避免的死亡，倒不如投资于未来——具体来说，是投资那些能够为更多活着的人创造更美好未来的人。
像马斯克、蒂尔和 Facebook 联合创始人达斯汀·莫斯科维茨这样的人物——无论在意识形态上还是经济上——都支持长期主义——根据这种观点，他们比生活在孟买贫民窟的人更有能力改善未来。难怪他们以及包括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在内的许多人，都相信并资助与长寿相关的研究项目，也不奇怪像马斯克这类支持生育主义（natalist philosophy）的人也似乎热衷于广泛传播自己的基因。
作为一名研究信任与剥削的社会科学家，我无法想象还有比亲眼目睹超人类主义与长远主义的故事在当今上演更具讽刺意味的事情。我们的演化遗产充满黑暗、剥削与自私——而这才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内容，而非我们固有一死的属性或智商。
超人类主义真正应致力于克服我们的天生利己性，并减少当下的不平等。如果我们想要构建一个真正超越生物注定的命运的世界，首先要灌输一种理念：我们今天就应善待彼此，减少对个人长寿或生殖成功的投资，转而更多地保障他人不再因可避免的疾病或气候灾难而枉死。
即使是提出“超人类主义”一词的20世纪生物学家兼优生学者朱利安·赫胥黎，也在1957年写道，这一理念应致力于社会福祉的提升：“我们必须研究创造更有利社会环境的可能性，正如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物质环境所做的那样。”
我认为，这必然涉及广泛的教育，以提升我们的集体能力，让我们能质问为何像科技寡头这样的人会拥有现有的权力、影响力和哲学立场。例如，学校应开展媒介素养和统计素养教育，培养提问能力，以及更广泛的识假能力。随着人工智能日益复杂，每个人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批判性思维，以便提出那些这些人不愿我们提出的问题——那些因博斯特罗姆和麦克阿斯基尔等哲学家设下的帷幕而看似难以穿透的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并非无法质疑。
真正重视康德的帕菲特，在其奠基之作《论重要之事》（On What Matters）中结尾写道：“当下最重要的是，我们富人放弃部分奢侈，停止过度加热地球大气层，并以其他方式保护这个星球，让它能继续养育智慧生命。”
当代超人类主义与长远主义运动的支持者们，忽视了赫胥黎和帕菲特这些“令人不快”的呼吁。但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超越我们的黑暗传统，构建一个将科技寡头以外的人也置于优先地位的未来，他们之外的我们更应认真倾听。
作者：Jonathan R. Goodman
译者：Ernest
封面：Matt Chinworth
原文：https://undark.org/2025/07/23/opinion-transhumanism-ine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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