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氏义庄九百年：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三）|宗族|家族|盛宣怀|范仲淹|范氏义庄

编者按：

2024 年初，汉正家族办公室联合深圳市慈善会、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共同发布了由深圳市慈善会・博道爱心基金资助完成的课题报告 ——《传承与慈善：中国家族案例报告》。报告一经推出，便引发公益慈善、家族办公室及财富管理三大领域同仁的广泛关注，报告线上线下累计阅读人次超 1000；与此同时，我们同步制作的案例视频，观看人数超 10000 人次。

为让更多行业伙伴深入挖掘报告价值、掌握中国家族在 “传承与慈善” 领域的实践经验，我们将对报告中的7个典型家族案例展开连载，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范氏义庄九百年：

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

王筱昀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案例研究了北宋范仲淹创立的范氏义庄。作为古代中国家族慈善的制度化呈现，范氏义庄建立了家族慈善的传承范式并为后世效仿。从1049年到1952年，范氏义庄历经九百年，一次次在战火和动乱中焚毁，又一次次在灰烬中重生。即使在义庄实体不复存在的当下，范氏义庄仍然是范氏家族的精神图腾以及中国传统家族传承的典范，被后世不断提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首先回溯范氏义庄的发展历程，再分析范氏义庄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对当代家族传承和家族慈善的启示。

接上两篇（可在主页翻阅）：

范氏义庄九百年：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一）

范氏义庄九百年：家族传承与文化资本（二）

第二部分范氏义庄延续百年的原因

常言道，“富不过三代”，90%以上富裕家族的财富会在三代之内消失。范氏义庄延续九百年，历经朝代更迭，一次次在战乱的灰烬中重生，它传承延续的韧性源自何处？

已有研究对范氏义庄的延续提出了多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强调制度层面的开创性。义庄提供了家族共同生活的基础，通过祠堂、族产、族规、族长与宗法制度的结合，建立起有生命力的家族组织，将其作为兴学弘道、培育人才的重要工具。这一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宋代以后，科举出仕是阶层流动的决定性因素，但核心家庭并不是一个可以保证官僚再生产的社会单位。张载的《经学理窟ž宗法》记录了阶层滑落的普遍现象：“今骤得富贵”的官僚们，“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即死，则众子分裂，未几荡尽，则家遂不存”。在诸子均分的传统下，家产越分越薄，自然不能保证教育的投入。而义庄统合宗族，通过义田收益保证教育开支，族人无论贵贱都能获得教育机会，实现阶层跃升，相当于举全族之力资助、选拔人才备战科举，保证官僚再生产。

但是，制度的开创性不能解释为何只有范氏义庄长盛不衰。义庄的制度具有高度的同质性，都是在范氏的基础上调整完善的，越到后世制度越完善。但绝大多数义庄仍难逃三世而亡。历史证明，再完美的义庄制度也无法阻止族人盗卖义田、管理者贪腐、地方豪强侵占、政府征用和佃户偷盗，更无法使义庄免于战火和政治动荡。近代规模最大的盛宣怀盛氏义庄就是一个例子。盛宣怀在设计义庄制度时，不可谓不尽心。他仿效日本三井家族设立家族议会和宪法，建立由亲朋好友组成的至善堂议会管理家产事务，将遗产所得收益分成十份，其中五份留作善举，另外五份分给五房。但是，在盛宣怀去世后不久，议会虚设，权力落在夫人庄德华手中。随着家族产业经营困难，子孙彻底抛弃了盛宣怀“动利不动本”原则，从分利息到直接分家产。1927年蒋介石为筹集军费，通过扣押盛家私产强迫其认购公债，盛家只能将义庄资产抵出，导致义庄解散。盛氏义庄的命运代表了绝大多数义庄的归宿，即在家族危难之时，义庄资产被子孙分割干净。在九百年历史中，范氏义庄也遭遇过类似的劫难——战火、政治浩劫、兄弟阋墙，唯一不同的是范氏义庄所具有的极强的韧性，哪怕荒废几十年，也能在困顿中重生，这不是单纯的制度因素能够解释的。

▲图片由AI生成

第二种解释，以日本学者近藤秀树为代表，强调范氏家族人才辈出，能持续获得官府的支持。每逢家道中落，族中总有人力挽狂澜、争取政策优待，使义庄不至衰亡。这一解释在史实层面有失严谨。范氏固然有良好的家风，但败家子也不少。明清时期，范家的人才状况其实比不上其他江南望族，但政府给予的支持有增无减，且随着时间推移，有功于义庄者来自家族内部的比例减少，族外的官员士绅增多。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地方官员愿意支持范氏义庄？

黄明理的研究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范氏义庄已经不是一个宗族内部的机构，宗族的封闭性会导致其自我消解。社会力量的托举，才是范氏义庄得以延续的核心原因，义庄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中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存在体”。

因此，理解范氏义庄，不可忽视其特殊性，也就是范仲淹作为“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仅仅从现代意义上资产管理和人才教育的角度分析义庄延续的原因，而应将其看作儒家文化的具象化呈现。范仲淹是士大夫的典范，义庄是“范仲淹纪念中心”，它的存在和延续体现了范氏家族乃至整个社会对范仲淹这个文化符号的维护。范仲淹一生完成了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他的文治武功有祠堂和史书为证，而义庄是他实践“齐家”理想最好的范例。

对范仲淹这一文化符号的维护，体现在义庄的诸多制度安排中。

首先，范氏家族修订族谱并非完全照搬宗法制度，而是充分考虑了范仲淹个人的影响力。

宗法制度的首要问题是把谁定位始祖。清代编撰的《范氏家乘》在第一则“追溯本始”中写道：范氏是上古帝王颛顼的子孙。春秋时代，晋国大夫士会（谥武子）以“范”为采邑，为“范”氏得姓之始，范武子因此被称作“受姓始祖”。他的子孙绵延至唐代，出了宰相范履冰，称“谱系始祖”；范履冰的子孙包含范仲淹的高祖范隋。为了躲避唐末战乱，范隋迁居苏州，称“迁吴始祖”。但是范氏却没有将这三位祖先中的任何一人定为始祖，而是将范仲淹作为共同祖先。《范氏家乘》明言：“至宋文正公创立义庄，敦族保世，则又我阖族子孙同奉为承家始祖者。今辑家乘，以文正公为第一世”。范仲淹之下又分为十六房，构成了苏州范氏宗族的基本结构。这十六房中，只有监簿、忠宣、右丞、侍郎四房是范仲淹的直系子孙，其他都是旁系（见图1）。根据黄明理的考证，范氏十六房可能在南宋时期形成，反映了靖康之变后在义庄聚集的范氏族人的结构。有独立房系的家族一般有子孙出仕，房名来自官职或谥号。从范氏房系的安排可以看出，范仲淹事实上不是全十六房的共同祖先。从血缘关系上，部分房系的始祖是范仲淹的同辈人，例如中舍房的房祖范仲温是他的嫡兄和尊长。但由于范仲淹的个人威望，以及创设义庄、集结族人的功绩，被家族尊为“承家始祖”，形成以范仲淹为大宗率领十六小宗的家族结构。

范氏十六房（引自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

以范仲淹为始祖加强了宗族内部的向心力，使义庄的敬宗收族能够超越地理空间和共同生活的基础。例如，清初对范氏义庄贡献卓著的范承谟来自忠宣房沈阳支脉，与苏州族众相距甚远，但这不影响他对范仲淹的认同，并深以此为荣。身为名臣后裔，范氏子孙具有外人所没有的责任感与荣誉感，而族外人士也会因其为范仲淹的血脉而厚待义庄。

第二，对范仲淹官祭的制度化和主奉制的确立，使义庄与官方意识形态深度绑定。范仲淹是士大夫代表，入祀帝庙，从祀孔庙，为后世尊崇。阎步克在《士大夫演生史稿》中谈到，士大夫是有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产物。在西方，士大夫被翻译成scholar-official, scholar-bureaucrat,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需要用两个英语单词表述，这说明英语世界可能没有一个与之相当的社会阶层。士大夫具有学者和官员二重角色。作为官员的士大夫依赖皇权获得身份和权力，作为学者的他们有监督皇帝、捍卫天道的担当，在意识形态层面，发挥着类似西方中世纪教士的功能。士大夫依附于皇权，但不是皇权的寄生物。“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的自我标举，以及作为儒家道统传承者的文化自觉，使士大夫拥有一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文化标准与社会认同。正是这种社会文化上的自立，使皇权和官僚体系需要获得士大夫的认可以实现执政的合法性。

因此，官员祭拜范仲淹是教化民众，更是通过表达对儒家道统的信仰，声明自身的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范氏领袖的范文正公祠主奉就具有了特殊的身份。在宗族意义上，他是范仲淹的后裔和宗子，是血脉的延续；在政治意义上，他体现了道统和治统的交合，成为士大夫精神的守护者。官祭制度化，使义庄主奉在地方政治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源源不断获取政治资本。

第三部分 范氏义庄与现代家族传承

在现代社会，当我们谈论家族传承，首先是财富的延续和子女的教育，再就是维护家族的特权地位和阶层。正如韦伯所言，那些获得了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他们希望进入权力体系，并希望看到自己受到尊敬。布迪厄的著作揭示了精英贵族阶层如何通过经济资本向文化资本的转换，安排家庭个体的命运与生活机遇，决定社会空间的权力结构。在封建社会，这一转换通过教会完成，牧师将贵族们通过武力、土地和财富获得的权力转换为神圣的权力。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高等教育机构承担了这一“使社会分层神圣化”的工作。垄断特权的家族通过资本和权力运作，帮助儿孙们获得精英高校的文凭，顺理成章进入统治阶层。大学毕业典礼是被精心设计的“制度仪式”，如同中世纪贵族授爵，使社会特权的世代拥有正当性和集体认同。随着启蒙运动，精英贵族越发在意文化领域的话语权。16-18世纪，贵族对文化的塑造远远超过中世纪，他们广泛资助文学、艺术和科学，脱离劳动和炫耀性消费成为区分了贵族和平民。工业资本家也尝试通过资助教育和科学研究实现从“土豪”向“贵族”的跃升。他们做慈善不仅是为了赈济穷人，而希望引导社会领域的观念变革（如“科学慈善”“慈善资本主义”的提出），这也体现了资本世界对话语权和象征权力的争夺。但在西方，文化资本和品位的维持仍主要依赖巨额的财富，否则破产近在咫尺，经济资本的运作是获取文化资本的根本。

▲图片由AI生成

在义庄的发展中，也体现了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的相互转化。义田的收益使族中子弟能一定程度脱离生产，专注读书。只不过，相比于西方社会，这一转换的难度更高。古代中国缺乏保证家族财产传承的制度安排，失去政治权力庇护的私有财产都是脆弱的。在官员死后的三四代范围内，子孙在税籍上仍然被认定为官户，拥有免役等特权，但三四代之后就直接面对没落危机。可以说，在古代中国，科举出仕是阶层跃升的唯一路径。因此，对于中国家族的延续，文化资本更具有根本性的地位，它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文化是统治阶级拥有权力的正当性基础，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官员由士大夫这样的文化人担任，而不是只能做技术性工作的“吏员”。即使在豪强割据的魏晋南北朝，许多大族如司马懿家族也经历了由武入文的过程，依靠士大夫阶层获得政治权力和执政合法性，从地方豪强成为以儒术为业的世家。因此，中国传统的名门望族多为“文化型家族”，与西欧的尚武之风不同。

布迪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转换的视角对古代中国的家族传承有一定解释力。但是，这一解释更多代表了现代人的视角，是从结果倒推动机。回到历史原点，范仲淹设立义庄固然希望为家族培养科举人才，但这是他最重要的初衷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义学不是范仲淹最在意的部分，他亲自拟定的义庄规矩没有一条是关于教育，没有一条是关于义庄如何支持子弟科举入仕。初定的十三条规矩，无一例外都是关于如何“给予”，关于如何在家族内实践儒家文化和秩序，如何通过对婚丧嫁娶的资助，在家族内实现“礼治”。

所以，义庄创设的初衷，也许并不是想让范氏子弟做大官、挣大钱，而是通过施善维持有尊严的生活，通过“礼”涵养情感和人性，保留对长辈的敬爱、对幼童的慈爱和对仆人邻里的关爱。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谈到，儒家的哲学不仰仗理性的推演和科学的论证。它强调孝悌，是希望人们在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拥有富有情感的生活。儒家从人们情感发端的地方入手。人在孩提时期，情感的萌芽自然是对他的父母，对他的兄弟姐妹。在幼时所获得的爱，是他长大后一切用情的基础，绝不能对于父母家人无情而反先对旁人有情。要想使社会没有暴戾之气，使人人都有温情和包容的态度，就不能不从家庭做起，所以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因此，在范仲淹的安排中，在家族经济困难之时，除了留够口粮，便是保障丧葬费用，因为“人情一薄，其害不可计量”，用梁漱溟的话说，“礼乐不是别的，是专门作用于情感的，他从直觉作用于我们的真生命”。

▲图片由AI生成

范仲淹通过义庄培养和睦恭敬的家风家教。从现代意义上，这似乎不够“慈善”，家属于私域，国属于公域，义庄似乎只关心小家，而不关心国家，义庄所践行的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和分配秩序，似乎对家以外的穷人缺乏公正博爱。但如果我们从涵养人性的角度，回到情感本身，回到人之为人之本，义庄已然触及慈善最深刻的主题——激发人心向善，以及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

家族传承依赖社会力量的托举，家族只有持续贡献于社会，才有传承的正当性基础，特别在贫富分化加剧、阶层固化的时代更是如此。现代慈善强调向外去改变社会，而义庄对现代家族慈善的启示是，先回到家本身，因为家是性格塑造和德性养成最重要的地方，通过家族秩序和伦理的建立，把家作为培养人的地方，而不是扭曲人、束缚人的地方，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

梁启超评价范仲淹为中华五千年来少有实现儒家“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之人，我们希望通过这篇小文，看到中国传统中不朽的人，不朽的家族，以及他们为后人留下的不朽的精神财富。

（完）

资料来源：

1、郑宏泰、高皓：范氏家族900年传承的行动与思考（家族企业杂志https://www.sohu.com/a/274123468_321613）

2、Wealth-X: A Generational Shift: Family Wealth Transfer Report 2019（https://wealthx.com/reports/wealth-transfer-report-2019）

3、阎步克：《士大夫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4、华康德：解读皮埃尔·布迪厄的“资本”，郭持华赵志义译（https://book.douban.com/review/13959980/）

5、德瓦尔德：《欧洲贵族1400-1800》，姜德福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

6、凡伯伦：《有闲阶级论》，凌复华、彭婧珞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

7、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

8、转引自井上徹：《中国的宗族与国家礼制》，钱杭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

9、何柄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注，中华书局，20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