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知识的发掘和累积，到伦理规范的更新和重建；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到治理效能的提升……数字化并未改变“逻各斯”与男性气质共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事实。当我们仰视迅猛发展的数智科技时，或许亟需踩一个“后现代”的刹车，以驻足忖量：数字时代技术在造福于世人的同时，是否也会让人们摒弃先人“守柔贵雌”的智慧与品格？
作者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副研究员 吴 真
图片 |网络
“数字化”是当前炙手可热的概念，也是后工业时代和智能化社会的标识。但它在给人带来了科技感和高效性的同时，也隐含着与“后现代”思潮相互抵牾的内涵。其中二者的矛盾点在于：数字化延续了“逻各斯”与男性气质的联盟，而“后现代”思想早已转向充满女性隐喻的思维与想象。
“后现代”语境中的“逻各斯”谬误
上世纪70年代末，弗朗索瓦·利奥塔以《后现代状态》（
La Condition Postmoderne）为书名，将诸多学者不肯承认的“后现代”一词，从“状态”而非时间节点的角度做了大胆的诠释，由此揭示出现代性用理性主义营造出的宏大叙事，及其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上的混淆与谬误。无独有偶，虽然人才辈出的近现代思想界始终对利奥塔的用语莫衷一是，但他对现代性的批评业已成为共识。这一共识形成了“后现代”语境中否定理性至上、解构虚假主体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浪潮。
“逻各斯”自从被古希腊人赫拉克利特提出并在西方文明史中不断被发扬光大之后，就开始在认识论和伦理学两个领域统领人们的理念和判断。一方面，“逻各斯”指涉数理思维、科学推论、综合判断，它让人相信拥有这些能力便可获知世间万物的真理；反之，那些非理性的情感、直觉、激情、欲念则不足为道，甚至必须按行自抑。另一方面，“逻各斯”还是一套追求逻辑论证的话语体系，它鼓励人们用旁征博引、严谨缜密、巧舌如簧的争辩技艺，讲述关于自由主体的神话和历史进步的传奇；相反，一切传递生活智慧和细数寻常琐事的言谈却常被当成旁文剩义。
在利奥塔等近现代学者看来，这种包罗万象、高高在上的“逻各斯”既误将人在认知和伦理领域的两类理性混为一谈，又生产出理性与感性、宏大与细微、空谈与实践、超凡与日常的二元区隔，再从中注入“前者优、后者劣”的价值评判。难怪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直戳传统科学观的软肋，批驳其长期忽视感知、热情、诗性之于理性的前驱作用；巴什拉的学生乔治·康吉莱姆更是在现代医学这一融合了科学与人学的领域，发掘度量化的临床诊断对病人主观感受的异化；在此基础上，米歇尔·福柯索性拆穿了由理性形塑的“知识-权力”框架，并揭露出被这一框架规训的消除了爱欲和体验的虚假主体。原本，这些林林总总的反思和质问旨在动摇“逻各斯”统而言之的地位，重建一套多元、开放、真实、善感、自洽的“后现代”语境，而当德里达以“文字”为武器来解构人们习以为常的表达范式时，两性间被“逻各斯”划分出的等级关系随即被纳入讨论的议题。
反“逻各斯”的“她者”转向
在1972年出版的一本题为《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
A Certain “Madness” Must Watch over Thinking）的访谈录中，德里达说道：他想像女性一样写作。这里，德里达指称的“女性”并非生理层面或社会身份上的性别群体，也非某位具体女性人物，而是一种隐喻式的、象征性的女性精神。这种精神能够让人们远离以往由“逻各斯”主导的刻板、实证、宏大的语用模式，转而倾注于充满细腻情感、擅用多线叙事、眷注琐碎日常的笔触，以破除人们把理性分析与男性气质自然绑定的陈述惯习。
实际上，德里达为利奥塔指明了“后现代状态”中的一个关键点，也为诸多近现代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家理出了一条主线：无论他们是在认知层面回溯非理性的重要作用，还是在伦理层面重构主体性的本真源头，抑或是在语言层面颠覆现代性的惯用话术，其思想中都隐约显现出或可称为“带有女性隐喻的转向”。这一转向拒斥对理性的夸大、对权威的盲从和对真理的膜拜，而追求与此截然相反的、化解对立关系、超越优劣区隔的立场。德里达将此立场具象化为他所憧憬的可以任意述说细碎生活、敢于抒发至情至性的女性精神。
尽管福柯未有德里达这般坦率的表白，但在他生命即将终结前，女性隐喻也潜藏在他对犬儒主义之生存美学的关注中。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把“逻各斯”推举为智识与治世的金科玉律时，以第欧根尼为代表的犬儒学派反其道而行之，主张用质朴的日常体验和不羁的率性直言嘲讽企图用形而上学统辖万物的雄心。这些犬儒主义者虽身为男性，他们藐视功名与宏论、看重尘俗与碎务的态度却是对传统男性化世界观的挑战。福柯钦慕的恰是这种第欧根尼式的作风——为了享受片刻的阳光而挥手赶走一代雄主亚历山大大帝。这种作风好似一股与“逻各斯”治下的雄性气概大相径庭的至柔之力，它能天然地溶解称霸四方的宏愿和野心。如果说德里达意在将女性隐喻纳入书写的领域，那么福柯晚年便是沿着同样的路径尝试改变实践的范畴，以使那些被权力构建的虚假主体破茧重生。
提及“主体”，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他者”。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成名作《第二性》中与萨特共用了这两个词汇，她的表意却与萨特相异，而与福柯贴近。波伏娃把女性统称为身处人类文明边缘并被社会建构的“他者”。这一描述像极了早期福柯笔下被无孔不入的结构所裹挟的虚假主体。只是，波伏娃探讨的是被“逻各斯”划分为“第二性”的女性群体，而非德里达等人向往的女性隐喻。实际上，当我们意识到女性隐喻作为“逻各斯”的对立面而或明或暗地得到称颂时，也许会猛然醒悟：如怨如诉的“他者”或应改换为内含生机的“她者”，因为“后现代”思想中处处隐伏的“她者”才是真实的主体，也只有成为“她者”才能在未来突破理性主义和宏大叙事的遮蔽。
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数字化延续
从理论回到现实，倘若不细捋“后现代”思潮的渊源与要旨，我们很可能会忽略：数字化进程实为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延续。除了彰显其字面意义上的泛量化思维和泛科学主义，它仍在巩固且强化着利奥塔所指出的认识论与伦理学的殽杂，以及用理性统揽一切、架空真实主体的路数。
不消努力寻找，我们身边遍布着受其左右的人群。他们是被困在系统里的外卖骑手，被算法引入消费陷阱的氪金买家，被内容推送闭锁在信息茧房的媒体用户，被各类智能“助手”剥夺生活技能的普罗大众，被绩点和排名左右人生选择的莘莘学子，被绩效管理工具驱动的大厂员工，甚至还有靠虚拟伴侣才能填充亲密关系的孤独个体……这些芸芸众生都在如此突飞猛进的数字文明下变得愈发理性化、机械化、非人格化。他们正沿着“逻各斯”指向的道路走进不断加固的现代性“铁笼”。这是自尼采以来，经历了齐美尔、韦伯，直至利奥塔、德里达、福柯等一众学者希冀通过各自的学说让人们幡然醒悟的提点。只是他们太常被当作象牙塔里的饱学之士，而非从现实中来到现实中去的“介入者”（engagé），所以每当我们沉浸在数字时代的便捷与高效中，便忘记了他们足履实地、鞭辟入里的警示。
虽然在当年“后现代”思潮并未亲历数字化的滚滚洪流，但它们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回顾和透彻省思已经预言了其长盛不衰的统辖力。这股势力表现为以理性主导感知、以叙事代替体验、以符码象征人格的趋向。它就像附着在数字技术上的幽灵，推波助澜地征服着愈发稀有的亲身交流、自主行动与人文关怀。这一过程好像在重现波伏娃书写的女性处境：在“逻各斯”与男性气质绑定的同时，她们也被约束在非理性、不可见的狭小空间。所以，一些“后现代”学者才会有意无意地汇集在对男性化表达加以反思、对女性化隐喻做一畅想的转捩点。这里的表述并非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两性划分，而是要呈现存在于每个个体和整全人性中本该充分展现但又被长期压抑的部分，也是在数字文明高速发展下值得问及的“她者”特质。
数字化下的“她者”之问
当下，数字化带来的红利与日俱增，人人尽享其中。但如果察觉到数字化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接续，而后者始终钳制着作为真实主体的“她者”，那么就其发端的根基和演进的趋势而言，便与蕴含非“逻各斯”属性的女性隐喻有所歧异。
一方面，数字化时代在认识论上依旧在强调数理逻辑和繁复论证，它让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加速寻求用科学、实证的方法探求知识、改造他物。相比之下，那些无法被量化的领会、经验与叙说则一再被搁置，并惯性地与传统规制下的女性气质捆绑。这样的认识论建构模式或仍会让数字文明的扩张与二元性别的区隔此呼彼应、相互强化，从而更加广泛地在智识世界将“她者”视为社会发展的残余乃至累赘。另一方面，在伦理学领域，“逻各斯”衍生的实践理性同样会在数字时代如鱼得水。这种实践理性关注的是公共权力的博弈与经济利益的交换：它更可能培育出一个个相互征服的利己主义者，却难以生成倡导共情、友爱、宽容、怜悯且拥有两性特质的整全人格。
概言之，从文化知识的发掘和累积，到伦理规范的更新和重建；从科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到治理效能的提升和添补……数字化并未改变“逻各斯”与男性气质共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事实，也并未从“后现代”的反思中吸取女性隐喻的告诫。所以，它能否成就真实的主体，能否保留所有个体内在的“她者”天赋，这是今后须做观察和思考的问题。再进一步讲，当我们仰视数智科技的极大繁荣及其营造的公共秩序时，或许亟需踩一个“后现代”的刹车，让无论男性还是女性能够驻足忖量：数字时代技术在造福于世人的同时，是否也会让人们摒弃先人“守柔贵雌”的智慧与品格？面对越发疲于工作和过活的众生，或需怀揣如此的隐忧与疑问。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6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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