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深秋的黄昏，我突然接到电话——‘赵老师，您想不想见一见出卖我母亲和夏明翰烈士的大叛徒？’”电话那头的声音平静，却像闷雷般击在我的耳膜上。说这话的人，正是向警予与蔡和森的儿子蔡博。
我与蔡博结识，是在五一广场纪念向警予牺牲五十一周年的活动上。那天，长沙细雨，纪念碑前的草木被洗得锃亮。蔡博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油迹斑斑——在鞍钢炼铁高炉旁摸爬滚打多年，这是职业烙印。他并未寒暄客套，而是径直与我聊起母亲的故事：地下印刷机轰鸣，手摇油印机上的字迹油亮，夏明翰写《就义诗》时神色从容。对一位长期搅动铁水的工程师来说，这些细节显然经过了千遍万遍的锤炼，字字如铁屑带火星。
我原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口述史采访。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忽然抛出那通电话。放下听筒，我愣了足足半分钟——宋若林，这个名字在不少档案里出现过：湖南学潮的交通员，抓捕后立刻反水，连写三份供词。由于他的指认，1928年4月16日凌晨，向警予在汉口法租界被捕；同一条供词，还让敌人摸清了夏明翰的活动路线。两个名字，两条生命，被同一支笔钉在刑场上。
我问蔡博：“他还活着？”“活着，七十多岁，在家乡接受监督劳动。”电话挂断，我决定去一趟湘乡。
到湘乡已是深夜，县城老街的青石板冒着潮气。第二天清晨，村支书领着我穿过一片柚子林，到达一间瓦房。门吱呀一声，宋若林背对门口，正用抹布擦桌子。听见脚步，他回身，目光先是茫然，随即惊恐——似乎以为来者是久违的审讯员。“我什么都招了，别再问了！”他突然跪下，声音嘶哑。我没料到，他早已被内疚和惧怕掏空，曾经的“特科能手”成了风声一动就颤抖的老人。这一幕，比任何口供都刺目。
我没有逗留太久。走出柚子林时，蔡博迎面而来。他没有去看宋若林，只对我低声说：“我想知道，人到晚年，究竟会不会后悔。”说完，转身离开。落日把他的背影拉得很长，高大的钢铁工人，像一根生了锈的轨枕，却依旧承重。
回到北京，我开始重排《向警予》剧本。新的第一幕不再是枪响，而是1926年冬夜，刚从莫斯科返国的向警予站在汉口江滩，捧着一罐江水喃喃自语：“这城市的水，混着工人和码头苦力的汗。”她的眼睛清亮，却透出倦意——三天前刚结束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关于工农运动的路线激辩，让她意识到，将有更惨烈的风暴。为了呈现那段氛围，我翻遍《长江日报》存档，连当年的油墨味都仿佛扑面。
向警予担任中央妇女部负责人时，党内女党员不到二百人。她硬是在茶楼、纺织厂、传教士开设的女学堂里掰下一块块阵地。1927年3月的汉口英租界巡捕房档案里，有这样一句英文笔录：“那位女生用流利的法语指责我们不配谈自由。”女生指向警予，抄录者绘声绘色，还特别备注她“激动得双手颤抖”。很多年后，我找到档案，手心竟微微发汗——原来法官也会被被告的语言震慑。
再往前追，1919年5月，长沙学联准备游行，向警予和蔡畅在天心阁脚下办夜校。为了把女纺工“拐”进课堂，她掏出全部私房钱买豆腐油条作夜宵。一个星期后，夜校满员。她对蔡和森说：“要解放工人，先得让他们识字；要解放妇女，就得让她们说话。”短短两句，后来被无数研究者称为“中国妇运纲要最通俗的注脚”。可惜她没机会看到自己的话写进教材。
剧本完成时已是1983年春，我把初稿递给蔡博，他看完却先翻到最后一页，盯着“向警予就义”那段沉默许久。他说：“你写得很好，但缺一样东西——她从不把牺牲当结尾，而是当开端。”说罢，他合上稿子，望向窗外高炉冒出的白汽，“炼钢最怕温度不够，铁水会夹渣；写人也一样，火候不到，读者看不见炽热。”这句话，把我打回了案头。我又花半年，把尾声改成“五一清晨，武汉江边曙色透红，民船汽笛此起彼伏”，暗示新世界正在成形。
1984年，电视连续剧《向警予》首播。开播当晚，鞍山钢铁厂职工食堂加餐，巨型投影幕前挤满人。有人盯着屏幕里的蔡博扮演者，直嘀咕：“咱们老蔡真这么瘦？”蔡博靠在门口笑，他瘦，是因为常年夜班和胃病。剧终字幕缓缓升起，全场没有喧哗，只有长长的呼气声——铁粉尘的空气里，浮动着某种难以言说的沉重。
首播之夜后两周，我收到来自湘潭的来信。署名“宋某某”，字迹颤抖：“我曾做了错事，愿捐出全部口述稿酬，用作向烈士遗属抚恤。”信没有邮戳，是人托人转递到写字台。蔡博看到信，沉默片刻，说：“老赵，把钱退回去吧，抚恤我们不缺，缺的是他那句迟到五十多年的道歉。”我理解他的选择。在历史面前，金钱和惶恐都太轻。
剧大火后，有记者问我：“为什么多年以后，这群人物仍让观众落泪？”我脱口而出：“因为他们的选择太昂贵，昂贵到今天的我们掂量不起。”说完才发现，这是蔡博教我的。某次喝酒，他举杯时突然感慨：“我母亲在监狱里写给我的诗，说‘愿你们像小鸟一样，在没有剥削的天空飞翔’，可她没办法告诉我，那个天空要用多少生命去换。”他没再说下去，玻璃杯磕在桌面，嗒嗒作响，像炼钢厂夜班传来的闷音。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剧让更多人注意到葛健豪——那位抽着旱烟、带着孙儿辗转香港、河内，最终护他们长大成才的老太太。为了写她，我翻遍族谱、访谈笔记，还找来老人家当年留下的木箱。箱底压着一张发黄的转车票，日期是1937年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当日。她在票背面写：“要活下去，等胜利。”十个字，力透纸背。剧作里我保留了这张车票，让它变成老人逃亡时唯一的行李。许多观众记住了这一细节，纷纷来信，说那张车票像一盏小灯，在最暗的年代发光。
跨过上世纪八十年代，蔡博的冶金课题组解散，他改任鞍钢顾问。某次例行检修，他站在炉台边，突然问年轻工人：“你们知道炼铁高炉为什么叫‘母亲炉’吗？”没人作声。他自顾自回答：“因为它孕育钢铁，也耗尽自己。”我在一旁听见，心里一动——这不就是他的母亲向警予吗？一样燃烧，毫不保留。
时间来到1990年代，宋若林离世。他的遗像放在村口祠堂，没人愿意去插香。事后我与蔡博再谈起，他淡淡说：“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埋单。”我没有再追问。多年采访让我明白，历史的锤子落下时，谁也没法躲，只能看砸在谁身上疼得更久。
写下这些回忆，已是深夜。窗外高架桥灯火如织，和当年汉口江滩煤油灯的光亮不可同日而语。但我总能在街角的噪声中，听见那个电话再度响起：“赵老师，你想不想见那名大叛徒？”如果时光倒流，我仍会回答：“想。”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在那双惶恐的眼睛里，看见背叛与忠诚的分界线到底有多窄——窄得只是一念之间，却足以决定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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