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呀，你要完了”

当陈伯达作完大报告回到家里之后，其中刘淑宴就挖苦起这个大理论家。

刘淑宴是陈伯达的第三任妻子，夫妻俩相差了18岁。刘淑宴嫁给陈伯达的时候是28岁，那时候，陈已经46岁了。刘淑宴是二婚，她的前夫叫刘光，俩人育有一个女儿，名为刘海梅。前夫病逝之后，刘淑宴就带着年幼的女儿，从重庆去到了延安。

1947年春，刘淑宴跟着大部队转移到了河北的平山县。在这里，她进入了马列学院学习，而当时的陈伯达恰好主持马列学院的工作。陈伯达之前就认识刘光，虽说没有太多的交集，但也算是老相识。他看到刘淑宴孤儿寡母的过日子，也就对她额外多了些许的照顾。

这一来二去，彼此之间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爱情的火花也在俩人之间悄然绽放。

于是，陈伯达开启了自己的第三次恋爱。

恋爱了几年之后，1950年这一年，俩人结为了夫妻。

婚姻的最初几年，夫妻俩的感情是深厚的，也是和睦的。那时候，陈伯达的地位也是很稳固，夫妻俩的小家庭也很幸福。到了六十年代末，随和陈伯达地位的摇晃，这家里也逐渐产生了诸多的不和谐。

陈伯达只要一回到家里，夫妻俩必定就要吵吵闹闹。准确的说来，是刘淑宴在吵闹，每当妻子高声吵闹的时候，爱面子的陈伯达就赶紧打开收音机，以求冲谈妻子的吵闹声。

要说是从什么时候的呢？可以从1967年开始算起了，具体说来是从这一年的2月10号开始，陈的政治地位一次又一次的摇晃。尤其是随着“王、关、戚”锒铛入狱之后，陈伯达心里越发的不安，越发的焦灼。而他的妻子刘淑宴，也天天替丈夫担心。

时间一久，刘淑宴的心情让那股担心搅动得很是烦躁，故而只要丈夫一回家，她就忍不住抱怨、吵闹。

本就心烦意乱、担惊受怕的陈伯达，心里越发的反感妻子那糟糕的情绪。尤其是妻子时不时说“你要完了”，更是让陈伯达反感得不得了，恨不得堵上妻子的嘴。

越是这般，他越不想回家。好在他在钓鱼台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就是15号楼，这是他办公的地方，而这15号楼也一度成了他的代名词。去找“15楼”，也就是要去找陈伯达的意思。

于是乎，钓鱼台的15号楼就成了他的避风港，他常住在15号楼，至于新建胡同的那个家，他几乎是不回去了。

夫妻俩之间的感情，也是日益的恶化。

俩人之间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陈伯达的第三次也要破裂了。

对于离婚，这个老夫子是不怕的，毕竟他之前离过两次，唯一让他担心的是，此时离婚或多或少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那时候的陈伯达已然是“第四号人物”，虽然是第四号人物，但他的地位并不稳固。倘若离婚的事情传出去，他担心对自己的形象有损。

陈伯达只是不想见到妻子，既然离婚是下下策，那就有别的解决法子。

于是乎，在某一天，中央警卫团派出了一辆苏式吉普车，在陈伯达和其秘书的陪同下，把刘淑宴带去了北京西郊机场。

在机场，停放着一架专机。

名义上是要把刘淑宴送去山东青岛的某疗养所疗养，实际上就是强迫她离开北京。

陈伯达实在是不想在从妻子嘴里听到“你要完了”这四个字，那时候的他，这无疑是他的一个禁忌。

尤其是夫妻俩在家吵架的时候，刘淑宴说话更是直言不讳“我看啊，该打到你了，你不用在家里跟我耍威风，你要完了”。句句诛心，陈伯达气得要死。

把妻子送去山东疗养之后，这回，他的耳根子也算是清静了。

把妻子送去山东疗养之后，陈伯达搬了一次家，搬去了米粮库胡同。

把妻子送去山东疗养之后，他的日子过得舒心了。

这个新家也是一个四合院。

他在新家修了个书库，那时候，这个读书人的个人藏书多达六万多册。

他住在东厢房，两个秘书就住在西厢房。而中间剩下的五间房子，或是书房，或是客厅。他还要来了一个合他胃口的炊事员，专门在米粮库胡同的家里做饭给他吃。那时候，他不仅住在米粮库胡同，也还常常住在钓鱼台15号楼。而在15号楼那边，有两个炊事员给他和工作人员做饭。

江青得知后，曾挖苦他，说他架子和官威挺大，一个人就要三个炊事员侍候着。

于是乎，陈伯达把三个炊事员全都辞掉了。

没有炊事员做饭，只好让秘书来掌勺了。

他有两个秘书，一个叫王文耀，一个叫王保春。王文耀不会做饭，王保春的手艺虽然赶不上炊事员，但好歹也会一些掌勺功夫。于是，这做饭的事就交给了王保春。

这下可就忙坏了王保春。

谈及当年的这段经历，晚年的王保春是这样回忆的：

“那一阵子，忙坏了我，又要做秘书工作，又得做饭。我只好天天烧挂面，再弄点鸡、鱼、虾之类——我知道他喜欢吃海鲜”。

后来，周公得知这事后，就说秘书就得做秘书的工作，怎么能分心呢？炊事员还是要有的嘛。

有了周公的首肯，陈伯达可就高兴了。

他可巴不得借用周公来压江一头呢！

于是乎，陈伯达又有了炊事员，不过这回只有两个，一个在米粮库胡同，一个在钓鱼台15号楼。

那段日子，陈伯达难得的好心情。

一来，妻子不在身边叨扰自己的心情了；二来，和江在炊事员这事上的“斗法”，他小胜一筹。

说完陈伯达，我们再回头看看远在青岛的刘淑宴。

自打来到山东之后，刘淑宴几次三番想回北京，但依旧没法子脱身。

王文耀，是陈伯达的秘书，在其回忆文章里，就有说过当时刘淑宴在山东的境况。

刘淑宴一直想回北京，但是都没获得批准。以至于后来她也顾不得形象，在大街上骂人，拿她没有办法，就只能把她居住的那条街的两头给戒严了，没人进得去。这样一搞，意思也很明确了，就是你怎么闹都行，反正是回不了北京。

也是因为这遭遇，刘淑宴恨极了丈夫，1982年回到北京后，她当即就给儿子和女儿给改了姓，从陈姓改成了刘姓。也是打那以后，她和丈夫属于是老死不相往来了。1989年，丈夫病逝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刘淑宴也缺席了。不过，或许是念及之前的夫妻感情，她虽然没有到场，倒也是托人送来了花圈。

也算是给俩人的这段感情，划上了一个句号。

1970年九月初，陈伯达从庐山下来回到北京的家，打这开始，他就被禁足在了家里。而同时，远在山东的刘淑宴也被隔离审查。

在丈夫去世的第七个年头，1996年的六月，刘淑宴也去世了。

组织上给她举行了遗体告别仪式，她的遗体上覆盖着党旗——这是陈伯达死后没有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