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由于在“反霸条款”上的分歧，中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不顺利。1978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中日双方都有意推动旨在缔约的会谈。就在中日缔约谈判准备再开之际，1978年4月中下旬发生的钓鱼岛事件却使谈判险些夭折。

1978年4月12日上午7点半左右，东海钓鱼岛附近海域出现了很多中国渔船。日本第11管区海上保安本部的“八重山号”巡视船的雷达发现了这些渔船，称“共有108艘”，其中16艘渔船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内。日本巡视船以中国渔船进入所谓的日本“领海十二海里内”为由，要求中国渔船退出该海域。此时中国渔船上的渔民用粉笔在木板上写出“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有权在此作业”的大字，以示抗议。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钟。

此后中国渔船多次进出钓鱼岛海域。日本方面提出：“台湾方面曾有过这种行动，但中国大陆方面这还是第一次。是否是因为追逐鱼群来到这里，还需要进行调查，如果继续侵犯日本领海的话，就要考虑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钓鱼岛事件由此发生。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渔船出现在钓鱼岛海域，是完全合法的。但是，由于日本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怀有野心，故对此事反应强烈，不仅向中国方面提出交涉，有的日本政界要人还气势汹汹地提出：“为尖阁列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出现的事态感到非常担心，政府将对此进行调查，希望中国政府做出回答。”

此外还有日本人担心：“从中国和越南在南中国海的西沙群岛的争端来看，尖阁列岛问题在将来终会成为重大的问题。”甚至有人扬言：这次事件是“叫醒了睡着的孩子”，日本“自卫队是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出动？”要使用武力“立即拘捕来犯的渔船”。

4月15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耿飚在会见以田英夫为团长的日本社会民主联合访华团时，指出钓鱼岛事件“是一个偶然的事情”。耿飚说：

这几天，你们日本的报纸、广播，再加上苏联的挑拨，说这是中国有计划的行动。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日本朋友，我们不是有意识、故意布置搞的，恐怕日本政府方面有人要借题把友好条约的缔结拖下去。至于钓鱼岛，是早已明确的，是我们的。你们说是你们的，双方有争议，何必现在去争呢？将来慢慢解决，现在挂起来，我们不会去挑起这个麻烦。台湾那么大的地方还没有收复，先去搞钓鱼岛，没有这个必要。

耿飚的谈话本来是对事实的陈述和澄清，但是却被一些别有用心者加以利用，有意借此事破坏中日关系。由于耿飚与田英夫此番谈话并没有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加披露，世人并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所以有关耿飚对钓鱼岛事件谈话的不同版本便出炉了。台北《中央日报》及《世界日报》均采取断章取义的手法，诬陷耿飚是在“出卖钓鱼岛”。

钓鱼岛事件的发展以及耿飚的谈话，在留美中国人中也产生了不同的反应。有人认为：目前以反苏为当务之急，应该重视主要矛盾，联日反苏，早日签订中日和约。有人则指出：日本对耿飚的谈话断章取义，而全部谈话的内容中国官方尚未公布，所以不该急着下结论。

钓鱼岛事件令钓鱼岛海域风高浪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方式，日本政府也能够从大局出发进行处理，因而风波渐渐平息，没有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致命的影响。

4月22日，日本外相园田直称，在考虑了中国方面的反应及日本民间的多方面反应后，决定不再就此问题继续争执。4月27日，园田直进一步指出：“尖阁列岛事件已经解决。”此后，日本外务省开始筹划福田首相的访美之旅，钓鱼岛事件终于划上了句号。

1978年7月21日，中日两国开始就缔结和约进行事务性谈判。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草案在北京举行的事务性谈判起草委员会议上最后拟定。8月12日，中日两国正式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同时，邓小平应日方邀请访问日本，互换批准书，10月23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

10月25日，邓小平在访日期间，出席了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举办的记者招待会。会上有一位日本记者直接问邓小平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此话一出，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邓小平听到这个问题后，神态镇定自若地说：“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和这次谈判《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我们双方都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些刺，来阻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放10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邓小平的此次讲话，为中国方面在处理钓鱼岛问题上的政策定下了基调。有人说：“邓的发言有坚定的原则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体现了理论家的才华与实干家的自信二者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