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的一个午后，陶铸回到广州家中，几次欲言又止的神情引起了妻子曾志的注意。在她再三追问下，陶铸终于坦言：“中央要调我去北京，担任中宣部部长。”曾志闻言大惊，脱口而出：“宣传部长要有很高的理论、文化和文字水平，你胜任不了！”
曾志那时候说的那些个理由，是想到陶铸才58岁，以前一直都在地方干具体活，中南局的一把手，现在突然要去管意识形态那摊子事，三道坎摆在眼前，他那工作风格是雷厉风行，毛主席夸他“大刀阔斧”，也说他这个人容易放炮，身上有刺，宣传部那地方要跟各种文艺圈、理论圈的人打交道，陶铸说话又直，批评起人来不留情面，早前也因为这个闹过不愉快，1966年那整个大环境越来越紧张，宣传部压力山大，思想斗争里头怎么拿捏分寸，真不是谁都干得了的，曾志看得很清楚，自家人的脾气跟那个岗位的要求，中间差着一层，这才劝陶铸多想想，最好请辞。
陶铸这一辈子也是不简单，1926年黄埔五期，入了党，后来厦门劫狱，在闽南拉队伍打游击，还坐了四年牢，什么阵仗没见过，49年以后就在广东当家，做事风格特别扎实，毛主席有次问他，广东110个县你跑了多少，陶铸说跑了105个，一年里头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下头跑调研，这种做事习惯跟宣传部里坐着讲理论确实不太一样，邓小平就是看中他抓地方工作的经验和执行力，才把他推上去。
夫妻俩心里头都挺没底，可陶铸最后还是听从了组织安排，1966年6月1号就到了北京，给的职位还不止一个中宣部部长，还有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文办主任，政治局常委里头排第四，曾志收拾好行李，没过多久也跟着去了北京，可没过多久事情就起了变化，陶铸顶着好大的压力，不怎么赞同江青他们那伙人的搞法，到1967年1月份人就没自由了，1969年在合肥走的，临了还给曾志写了首诗，“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句话就成了他们俩最后的念想。
这一回人事上的变动，能看出来那个年代选干部有多复杂，陶铸的实干劲儿，本来是能治一治形式主义的，可也被那个大环境给卷进去了，这也提醒后面的人，看人不能只看一面，得把一个人的特点和当时的情况合在一块儿想才行，现在回头再看曾志当时说的话，更能体会到那种夫妻间的坦诚和清醒，看得明白，比啥都强，总比一味乐观要靠得住，想想那段历史，总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曾志担心的事最后都碰上了，陶铸的那个结局，挺让人心里堵得慌，可穿过这些事，还是能看到像信仰、伴侣间的坦诚、还有那种超越个人的责任感，这些在时代里一闪而过的人性光亮，可能比那些来来去去的职位更值得被人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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