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有一个骇人听闻的词，叫做“宰白鸭”。
这里所指的不是杀鸭子做饭，而是一场令人细思极恐的交易。
何为“宰白鸭”？
“宰白鸭”这个词最早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出现，到了道光年间愈演愈烈，尤其在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最为猖獗。
所谓的“宰白鸭”，本质上就是 “买凶顶罪”。
一个有钱有势的富人或者其子弟犯下了命案，按大清律例，杀人者偿命，这是逃不掉的死罪。
但对于这些权贵来说，法律似乎总有空子可钻。他们会立刻动用家族势力，暗中寻找一个合适的“替死鬼”。
什么样的“替死鬼”最合适呢？自然是那些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家庭。富户会派人找上门，开出一个极具诱惑力的价码，可能是几十两，也可能是一两百两白银。
这笔钱在当时足以让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家庭，瞬间解决所有温饱问题，甚至还能剩下一些置办田产。
而他们需要付出的代价，仅仅是家里一个“多余”的儿子。
一旦交易达成，这个被选中的穷人家孩子，就被称为 “白鸭”。为什么叫“白鸭”？
因为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些孩子就像被养得白白胖胖、专门等着被送上案板的鸭子一样，温顺、无力反抗，唯一的价值就是被“宰杀”，用来满足他人的需求。
这是清朝社会一个巨大且腐烂的疮疤。是贫富差距的极度悬殊，对于豪绅富户来说，一条人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而对于赤贫的百姓而言，亲生骨肉的性命，有时竟成了能拯救全家的唯一商品。
另一方面则是司法体系的崩坏与腐败。清朝的审案制度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重供不重证”，极其看重犯人的口供。
只要有人认罪，并且口供与案情“对得上”，官员们往往就急于结案，不会深究物证和逻辑上的漏洞。
这就为“宰白鸭”提供了绝佳的操作空间。
富人会提前为“白鸭”编好一套天衣无缝的供词，让其死记硬背，只要上了公堂一口咬定，这案子基本就成了铁案。
而在这个过程中，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吏，也往往因为收受了贿赂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共同促成了这一桩桩荒唐而血腥的“合法谋杀”。
连审案官员都看不下去
理论说起来可能有些抽象，我们来看一个真实记录在清代学者陈其元《庸闲斋笔记》中的案子，这个案子的主审官，正是陈其元的父亲，陈鳌。
通过这个案子，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宰白鸭”的操作流程。
当时，陈鳌在福建某地任职，接到了一桩斗殴致死的命案。案卷递上来，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
死者是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成年男子，尸检报告显示，他身上有多达十几处被钝器击打的淤青，是被人活活打死的。而前来投案自首的“凶手”，却是一个年仅十六岁、身材瘦小枯干的少年。
陈鳌一看到这个对比，心里立刻就打了个大大的问号。他把少年提到堂上审问，少年对答如流，将自己如何与死者发生口角、如何失手将其打死的“犯罪过程”说得一清二楚，每个细节都严丝合缝。
然而，这种完美反而加重了陈鳌的怀疑。
他发现，这个少年的供词实在太流畅了，流畅得不像是亲身经历后的回忆，而像是把一篇烂熟于心的课文给背了出来。
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官僚，怎能看不出其中的猫腻？陈鳌盯着堂下那个孱弱的少年，再想想案卷里那个壮汉的尸体，他几乎可以断定，这又是一起典型的“宰白鸭”案。
这个少年，根本不可能有能力将一个壮汉殴打致死，他背后一定有人教唆，而真正的凶手，此刻正在某个地方逍遥法外。
陈鳌于心不忍，他不想草率结案，让一个无辜的孩子枉死。
于是，他决定将案件驳回重审，并暗示下属要仔细勘察，希望能找到破绽。
然而，事情的发展却让他感到一阵深深的无力。
地方上的乡绅、富户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向他施压，同僚们也劝他“得过且过”，不要为了一个穷小子的命，得罪了地方势力，影响自己的仕途。
无论他怎么审问，那个少年都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凶手，不肯吐露半个字的真相。
这个案子让陈鳌备受煎熬。
他既怜悯那个即将被“宰杀”的少年，又痛恨这黑暗的官场规则。他看到了罪恶，却无法伸张正义，这种无力感，是整个司法体系中最让他无奈的。
虎毒不食子？
除了上述，还有最让人无奈的。
在陈鳌审理的那桩案子里，当他想尽办法，试图给那个少年一线生机，将他暂且收押在牢里，期待事情能有转机时，最残忍的一幕上演了。少年的父母，那对亲手将儿子卖作“白鸭”的夫妇，前来探监了。
按理说，人之常情，即将与儿子生离死别，总该有些悲痛和不舍吧？然而，这对父母的表现却彻底颠覆了人伦常理。
他们隔着牢门，不是安慰，不是诀别，而是对着儿子破口大骂。他们骂儿子为什么还不认罪，为什么要给家里惹麻烦，为什么要让到手的银子飞走。
他们声色俱厉地逼迫儿子，必须坚持之前的口供，老老实实地去死，否则他们拿了富家的钱，要是事情败露，全家人都要跟着遭殃。
这哪里是父母，分明是催命的恶鬼！
那一刻，少年心中最后一点对亲情的眷恋和求生的希望，恐怕都被彻底碾碎了。
他的生命，在家人的眼中，早已不是生命，而是一笔已经成交、不容反悔的商品。最终，在亲生父母的逼迫和咒骂下，这个少年彻底绝望，放弃了所有挣扎。
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善”或“恶”去评判这些父母。
结语
一个个“白鸭”被送上法场，一个个真凶继续锦衣玉食。
当法律可以被明码标价，当人命可以用银两买卖时，法律就不再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准绳，而沦为了富人阶级的保护伞和压迫穷人的工具。
在福建、潮州等地，“宰白鸭”一度猖獗到半公开化的地步，一年之内发生的顶凶案件甚至多达上百起。
富人因为有“宰白鸭”这条后路，行事更加肆无忌惮，视人命如草芥。
而穷人则生活在双重恐惧之中，既要忍受豪绅的欺压，又要担心自己或自己的孩子，随时可能成为下一个被选中的“白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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