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的香山空气真不错,你们三个总算有空坐下来吧?”毛主席笑着招手,时间定格在1949年6月的一天下午。院子里阳光正好,鸟鸣清脆,却掩不住新中国即将诞生前那股暗涌的忙碌。侯波、徐肖冰、陈正清放下相机,一时还有些拘谨——毕竟,这位笑意盈盈的主席,她才第一次与之面对面。
侯波此刻的身份,是刚进北平电影制片厂不久的照相科科长。一个月前,她还在哈尔滨的暗房里忙着冲洗底片;如今却被调到中南海,说是“执行特殊任务”。任务到底是什么,刚来时她也迷糊,直到杨尚昆和叶子龙亲自找她谈话,才弄明白:中央要成立专门摄影科,记录领袖的全部公开活动,由她挑头。25岁的她,心里既兴奋又犯怵——底片只有一卷拍坏就没了,对象却是刚刚领导全国革命成功的毛主席,压力可想而知。
谈话还没结束,毛主席抬手指了指旁边的石凳:“先别紧张,咱们合张影。”他把徐肖冰叫到左侧,自个儿站在中间,随后看向侯波:“不对,女同志能顶半边天,你来中间。”几秒钟的争执后,站位终于敲定——侯波居中,毛主席居左。快门咔嚓一响,镜头里留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画面:一位方才脱下戎装的女摄影师肩并肩站在大国领袖旁边,毫无违和。多年后,这张合影几乎成了“男女平等”最生动的注脚之一,而背后的小插曲,圈内人才知。
技术条件当时极差。35毫米旁轴相机,外加几卷早已过期的胶片——侯波形容“拍一张就心跳一下”。她在中南海暗房里装灯、配药水,身上常沾着定影液的刺鼻味。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偶尔会推门进来瞧两眼,“底片洗坏了没关系,事情总得试。”一句轻描淡写,让侯波悬着的心落了地,也让她明白:照片不仅是宣传,更是历史。
紧接着的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侯波背着两台相机爬上城楼,云梯狭窄,护栏矮到只能勉强遮一半小腿。领袖们站在最前沿,她得想办法拍正面,又不能挡住仪仗队高射炮的视线。身子一伸,脚底几乎悬空,冷汗顷刻冒出来。突然,一只手揪住她外衣后摆——“放心拍,我抓着你。”话音低沉而熟悉,是周恩来。快门再次按下,毛主席侧身挥手、五星红旗高高升起的那一帧,就此固定。几十年后人们看到的“开国瞬间”,其实差一点点便与她同跌城楼。
侯波的镜头也带着毛主席走出国门。1957年11月,莫斯科迎来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苏联方面把毛主席与各国元首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却把随行记者全数抛向市区宾馆。宋庆龄顶了一句话,才把侯波要了进去。可莫斯科的礼遇并不温暖——一个警卫老远盯着她的相机,眼神里写着“监视”二字。休息间隙,毛主席低声问她感受如何。侯波没忍住:“大国架子不小,我们倒像嫌疑犯。”毛主席笑了:“先忍着吧,总有一天,他们也得按我们的规矩来。”
那次代表会议签字仪式,场面逼仄。十二国代表团挤在长桌前,个头不高的侯波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朝桌底钻。谁知一名苏联摄影记者抢在前头,她急中生智,干脆跳上桌面。灯光直射,她几乎是跪在桌面上完成拍摄。赫鲁晓夫被惊得抬头,先是愣神,随后露出微笑。中国记者的“硬气”,在克里姆林宫大厅里留下了难忘一幕。
回国后,侯波跟随毛主席南下北上,留下四千多幅珍贵照片。她最得意的一张,是1954年吉林松花江边。那天江风大,毛主席披着灰呢大衣站堤坝上,同当地干部谈防洪,随口一句“水利必须依靠群众”。侯波抓紧一个低角度,连江面波纹都收进镜头。后来那张照片被人民日报头版用了整整三天,成为“依靠群众治水”的形象符号。侯波自嘲:“其实就是怕主席迎风眯眼,才换了角度。”
然而,中南海的岁月并非永恒。1961年,组织决定把侯波调往新华社,她必须离开熟悉的暗房。临走那天,毛主席专门把她叫到书房。房门关上,主席递过一包未拆的黄鹤楼:“抽支烟?”侯波摇头,眼圈泛红。毛主席缓缓说:“在我身边待久了,人会和群众隔开,出去走走,是好事。记住,多拿真实镜头给人民看。”一句叮嘱,胜过千言。
新岗位上,侯波依旧忙得脚不沾地。1962年春,她积劳成疾住进医院。毛主席得知后,派卫士送去亲笔抄写的《清平乐·六盘山》。多少年后重提此事,她只是摆手:“那首词你们都能背,我只是比别人先听到。”话虽轻,却难掩自豪。
侯波晚年常说,自己不过是“把能看到的记录下来”。话听着谦虚,但真正站在冷风里的只有她。胶片有限,时间不等人,每张都是一次豪赌。不得不说,如果没有这位山西姑娘一次次按下快门,新中国的许多经典瞬间恐怕只剩口述。正因为她在,领袖的形象才走出红墙,成为普通人相册中的记忆。
毛主席当年那句“女同志能顶半边天”,在侯波身上得到了最直白的验证。一台旧相机、一颗不服输的心,她走进历史,顺手也让历史走进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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