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24日午后，岸英，我还欠别人一笔钱。”向振熙拉住外孙的手，声音并不大，却像敲鼓一样落在毛岸英心里。屋外的桂花已谢，板仓老宅里，木质窗棂投出细碎斑驳，老太太的目光随光影颤动。
坐了二十多年冷板凳的老藤椅此刻被寿衣覆盖，桌上摆着八样家常菜——清蒸鲤鱼、豆豉辣椒、腊肉炒蒜苗……毛岸英夹起一块腊肉，还没入口，先笑：“外婆，这味道一点没变。”笑声带着哽咽。战争的火药味没能遮住乡土的香，他却从未忘过这股味道。
寿宴本该喜气，话题却拐到了那笔旧账。老太太慢慢回忆：1920年春，她将丈夫杨昌济的丧葬费拿出，又向妹妹凑了100块现大洋，“润之要办书社，书可启民智，钱总要有人出。”一句话，掷地有声。几十年过去，她心里那笔账始终悬着。毛岸英愣住，他知道父亲多次提过岳母，没想到债务竟藏在这里。
向振熙今年整整八十，却思路清晰。她让大孙子坐好，随即打开尘封的往事。1870年，湘潭向家书香门第，清王朝虽已露出衰败端倪，但举人进士仍是一条窄而常青的出路。向振熙的祖父中进士，父亲虽未官至显位，也凭笔墨养家。家学底子，让她“能读能写”，比同龄女子多了分通透。
十八岁那年，她嫁给表弟杨昌济。杨家清贫，杨昌济孤身苦读，立志“救国亦先救心”。大婚后，两人多半时日天各一方；他漂泊求学，她挑起家里一切。1903年，杨昌济公费东渡日本，再赴欧洲。临行前，她只说一句：“家里事，我扛。”没哭，也没闹。
日俄战争爆发，留学生在东京成堆落脚。杨昌济账上拮据，却不敢寄一封报怨的信回家——知道妻子一人带俩娃，已经不易。板仓的篱笆墙外，一到洪季便汪洋成海，向振熙踏着湿泥，牵着杨开慧、杨开智，给灾民送米。她向孩子解释：“你们父亲要去懂世界，我们也得懂乡邻。”
辛亥革命后，旧朝倾覆，杨昌济回国任湖南一师教授，门生里有个高个青年——毛泽东。毛常住学生宿舍，囊中无余粮，经常蹭饭。向振熙做红烧肉，故意多放豆腐干，“肉贵，豆腐顶饿。”毛泽东吃得香，连声道谢。感情就在一饭一蔬间悄悄攒下。
不久，杨昌济病逝。丧事刚毕，毛泽东向师母行礼：“先生遗志，我当竭力。”1919年，杨开慧与毛泽东定情。大喜未满一年，北洋军阀四处搜捕革命青年。向振熙暗中掩护，两口挑灯铺针线，给毛、杨二人缝补行囊。不喊苦，也不抱怨。
1927年“四一二”后，白色恐怖席卷湘鄂。向振熙躲在板仓芦苇丛，抱着毛岸英，怀里还揣着两只鸡蛋，一只给岸英，一只留给随行的保姆陈玉英。枪声不绝，她轻轻拍着外孙后背，“乖，别怕，外婆在。”那时她不过五旬，却已白发盈鬓。
1930年秋，杨开慧被捕。狱门紧锁，她拒签悔书，最终英勇就义。噩耗传来之夜，板仓灯火俱灭。向振熙跪在门口，一声不哭。次日天亮，她擦干眼泪，为三个外孙改了化名，找来旧被单做了三个小包袱，装上干粮与换洗衣物，随即踏上上海的漫漫路。一趟路，路卡盘查不下二十次。老太太步履稳，回答简单：“回娘家。”军警找不出破绽，放人。
到上海后，毛泽民、钱希钧夫妇接手抚养三个孩子。分别前，向振熙把岸英搂紧，在额头上亲了一口，“好好活着。”转身走得决绝。那天是1931年7月16日，黄梅雨还没歇。
此后的板仓，战火连年。她自己种菜、养鸡，靠针线手艺换米换油。偶有地下党员路过，她腾屋让宿，从不留名。1934年红军长征，她没法送行，只在门口摆上自家腌菜，托人捎信：“路远，带盐。”
1949年8月，长沙解放。老人拄着拐杖挤在人群里，看解放军列队入城。炮火后的城门新刷红漆，她眼中却只剩湿意，“润之做到了。”她没说一句多余的话，却悄悄问儿子杨开智：“岸英、岸青可平安？”一句平安，比天大。
毛泽东得信，忙里回函：“岳母健在，莫大欣慰。”可他事务堆山，归乡无期。于是有了1950年的这场寿宴。老太太不提功劳，只记得那100块旧账。她说，借就要还，不该拿身份压人。毛岸英当晚写信，请父亲处理。几周后，一笔稿费打到湖南省委，所有债主悉数收到本息。事情了结，她才露出笑。
寿宴散席，毛岸英在门槛前回头，老太太挥手，“好好干事，别惦记外婆。”这一别成永诀。半年后，毛岸英牺牲于朝鲜战场。噩耗传回板仓，向振熙沉默很久，只叹一句：“孩子走得顶天立地。”
1962年深秋，老太太卧病不起。毛岸青闻讯赶来，握住外婆枯瘦手指，她轻声问：“岸英一切可好？”岸青哽咽，终究点头，“他很好。”老太太闭眼，嘴角带笑，似乎听到远处战马嘶鸣。11月18日，向振熙离世，终年九十二。毛泽东批示：“与开慧合葬。”
没人统计过老太太送出多少餐、多少银元，或许她自己也记不清。但一个事实清楚：在枪林弹雨间，她用一双手撑起了两个姓氏——向氏的家风，毛氏的血脉。没有仪式，也没口号，只有责无旁贷的担当。现在说起那笔债，多半老人家怕的是“亏了情理”。债还了，心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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