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朱毛会师后，井冈山根据地一下子聚集了近万军民，算下来，一天要吃掉一万五千斤粮食。
可这地方向来贫瘠，总人口不满两千，一年产的粮食还不到万担，连老百姓自己糊口都勉强。
有阵子红军战士连着一天没吃饭，遇上敌人追击，连举枪的力气都快没了。
这么大的缺口靠什么填补？山高路险，粮食怎么运上来？
井冈山，中国革命的摇篮，但这个所谓摇篮，并不是一块丰收肥沃的土地，而是群山环绕、耕地稀少、人烟稀薄的高山地带。
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却要容纳下成千上万的红军官兵。
问题立刻来了，这么多人每天要吃饭，仅仅粮食一项，就成了惊人的数字。
当时革命力量刚刚从秋收起义和湘南转战等失败中抽身，粮食、棉布、盐巴、药品，几乎什么都缺。
敌人一方面军事“进剿”，另一方面经济封锁，奉行的就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人要换种”的政策。
在这样的环境下，光靠普通的百姓供养，根本维持不下去。那怎么办呢？
毛主席当年解决根据地粮食问题的第一步，是把藏在山外的粮食“找回来”。
当时宁冈、永新这些地方的粮食，要么在土豪手里，要么分散在各村。
红军就组织人手下山，把这些粮食集中到茅坪、大陇的几个据点。但要把粮食运上井冈山，难如登天。
几条运粮小道都要爬20多公里的山路，最陡的地方得手脚并用。
42岁的朱德军长也跟着队伍行动，战士们心疼他，两次把他的扁担藏起来，他就再找一根，还让军需处的人刻上自己的名字，这下没人再好意思藏了。
毛主席没有用扁担，贺子珍给他缝了个粗布口袋，他每天背着四五十斤谷子上山，路上碰到老乡问起，只说指挥员更该带头。
就这样，军民一起挑的挑、背的背，一个多月就运上了三十多万斤粮食，黄洋界那棵荷树下，至今还留着他们歇脚的痕迹。
光靠运粮填不满缺口，得让根据地自己“长出粮食”。
于是，毛主席领着人搞土地革命，先把那些逼债害民的土豪清算掉，把他们的土地没收过来。
刚开始分田以村为单位，后来发现小村子的贫农只能分到薄田，就改成以乡为单位，派人挨家挨户查田亩、算人口，多退少补，最后在田边插个牌子，写上谁家种这块地。
永新、宁冈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土地，干活的劲头别提多足了。
可有人缺耕牛，有人缺锄头，政府又组织耕田队，把大家的农具和劳力凑到一起，还带着群众修水渠。
一心乡那条红军帮忙修的水渠，至今还能灌溉三百多亩田。到了秋收，农民主动把粮食交到政府，这成了根据地最稳当的粮源。
1928年底，毛主席还总结经验，起草了《土地法》，虽然里面有些规定后来改了，但实实在在让农民看到了希望。
紧急时候，向老百姓借粮成了补充手段，但红军有个死规矩：绝不白拿。
这就是毛主席想出的第三个法宝——纪律性。
在井冈山，毛主席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扩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其中最核心的一条，就是“打土豪要归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929年除夕那天，红军被敌人追到大柏地，战士们饿得走不动路，村子里的老百姓却因为不了解情况躲了起来。
没办法，部队只能先动用老乡家的粮油，每家都留下字条，写清楚吃了多少米、多少菜，值多少钱，承诺以后一定还。
等到三个月后红军回来，毛主席专门开大会，让大家凭着字条领钱，有的老乡把字条丢了，只要报个数，红军也照给不误。
就是这一张张字条，让老百姓认准了“红军说话算数”，后来在借粮时，不少人家主动把粮食送到营地。
也是靠着这种纪律，红军树立了和旧军阀完全不同的形象，农民们愿意把红军看作自己人，自然愿意支援。
这在解决粮食问题上是根本性的，因为百姓信任，才有源源不断的“挑粮小道”。
为了让粮食能省着用、换着来，根据地还想了不少巧办法。
敌人封锁得紧，盐和布运不进来，红军就教老百姓熬硝盐。把老墙根的土挖下来泡水里，或者刮尿桶底的白硝，熬出来的盐虽然发苦，却能省下饭里的盐分消耗。
山里的竹子、茶油卖不出去，政府就成立竹木委员会，组织人把这些山货运到山外，换回来粮食和药材。
在大陇办的红色圩场里，老百姓和红军战士一起买卖东西，原本冷清的山坳子热闹起来，粮食流通也跟着火了。
实在周转不开时，红军就自己勒紧裤腰带，每天伙食费只有三分钱，顿顿南瓜汤配野菜，把省下来的粮食留给伤员和作战的战士。
后来发现根据地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就把部分农军派回湘南，既减轻了粮食压力，又扩大了革命影响。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办法，就是搞地方政权建设。
井冈山不仅有军队，还有县级、区级的工农兵政府。通过这些政权机构，土地税、群众支援、地方武装都能统筹。
比如宁冈县在土地革命之后收取土地税作为军粮来源，边界的暴动队和赤卫队随时支援正规军，这样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才避免了粮食断供的崩溃。
如果说前面几个方法是短期见效，这个政权建设就是长期活下去的根本。
解决根据地的粮食问题，没有什么天降外援，也没有什么天降馅饼，而是打土豪分粮，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将这些办法结合起来，我军硬是在最艰苦的条件下生存下来，并且越打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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