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一个叫“天地会”的反清组织，居然在东南亚建立了一个国家。
而且，这个国家的面积，竟然比两个日本还要大！
更不可思议的是，尽管这个国家在19世纪末被荷兰殖民者攻破，如今它的后代却依然活跃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等地，不但坚持说汉语，连过节拜祖先都沿用老传统。
那么，一个“逃亡帮会”是如何一步步在异国他乡打下江山的？又为何这个“国家”能延续百年、影响至今？
选择逃亡
天地会，起源众说纷纭，但最为广泛认可的一说，是康熙年间，福建莆田的五位少林弟子在台湾重臣陈近南的指引下，创立了这个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结社组织。
然而，理想再热烈，也抵不过现实的沉重。
随着清廷统治日益稳固，尤其是在乾隆中后期，对秘密结社的清剿愈发残酷，天地会成员频繁被捕入狱，稍有风吹草动，便是灭门之灾。
广东、福建，这两块靠海吃饭的沿海之地，本就不安分，再加上天地会多在此扎根，受压也最为剧烈。
于是，一股下南洋的潮流兴起。
1972年，广东虎门的码头上，渡口边，几十艘窄长的独木连体船安静地泊着。
罗芳伯立在船头，身后的船舱中，挤满了裹着粗布麻衣的同乡。
不过，他身后的那些人并不全是“被逼无奈”的逃犯。
到了乾隆年间，地少人多的问题，成了压在粤闽农村家庭头上的另一块石头。
尤其在粤东，家中三个儿子，可能就只够分得一亩三分地，成年男子在家乡拼尽全力，也难混口饱饭。
更别提还要供子女读书、赡养老母，在这种贫困与压迫的双重压力下，“下南洋”成了一种不再羞于启齿的“求生之道”。
罗芳伯所搭的这批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发的。
出海的日子并不好过，为了防备风暴，许多船夫会绑好麻绳，一旦遇险，能将人拴在船板上求生。
食物多是带了腌鱼、干饼，船上也常因为湿气太重导致发霉变质，许多人吃了后上吐下泻，瘫在船尾。
还有人悄悄在夜里扔下包袱，不是因为不要了，而是实在撑不住，那是他们的命。
可以说，“活着到了南洋”，就已经是最大的幸运。
罗芳伯的黄金之路
如果说“下南洋”的众生相，是一场民族迁徙中的大流放，那罗芳伯的出现，无疑像是这群流亡者中的一道灯火。
1738年，罗芳伯出生于广东梅县的一个普通农家，他从小聪慧，不仅能文，更擅武。
可惜，这样一个人，却在清朝的科举体制里屡试不第，迟迟未能入仕。
人生若一直沉沦于寒窗，也许罗芳伯终将老死乡间，但命运却借天地会这条“暗流”，推着他走向了更大的舞台。
清廷对天地会的打压一波接一波，他所在的粤东也成了风声鹤唳之地。
1772年，他终于踏上了下南洋的独木连体船，同行者百余人，皆是旧识同乡，有的是天地会的弟兄，有的是为了生计而赌上一命的普通农户。
他们在海上漂泊数月，风吹浪打，日夜不辨，最终落脚的，是婆罗洲西部的坤甸。
一个当时尚未被殖民者彻底掌控的边缘地带，地广人稀，满目皆是热带雨林与金矿传闻。
落地之初，罗芳伯并未急于下矿淘金，而是做起了教书先生。
当地的华人因文化断层而愈发混乱，而罗芳伯教字认文、传礼讲德，不仅赢得了尊重，更让许多流亡者重新燃起了组织生活的希望。
他也从不摆出书生架子，而是亲自劈柴、耕田，与民同食。
慢慢地，他成为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精神领袖。
可这片土地，并不平静，华人与土著的矛盾、荷兰殖民者的压榨、华人内部因资源纷争而引发的械斗……
罗芳伯意识到，单凭个人德望无法长久维系一个群体的安定，于是他以天地会的“十八兄弟会”为蓝本，改良重组，成立了“兰芳会”。
这并非一个简简单单的“帮会”，而是一种带有政体雏形的组织。
他设置岗位，分工明细，选举首领而非指定世袭，采用议事制度而非家长式权威。
在金矿开采、土地分配、土著关系协调、税收管理等方面，他都力求“公开、公平、公正”。
在兰芳会的带领下，华人势力不再是散兵游勇，他们开山筑路，建屋筑墙，甚至设立兵营防卫。
他们学着罗芳伯的样子，既要劳作，又要学习；既要采矿，又要守规。
他们修渠引水、烧砖造瓦、建集市开商行，一个原始的华人定居点，就这样悄然形成。
同时，金矿确实是这片土地的诱惑所在，但对罗芳伯来说，黄金不只是财富，更是一种“组织力”的筹码。
他把矿产收益用于购置土地、扩建防御、救助同乡，并始终强调：“采得黄金，不若筑得人心。”
在他的治理下，不少原本准备赚一票就走的南洋华人，开始考虑长留，他们修家庙、建学校，娶妻生子，不再视此地为流亡所，而是当成真正的家。
1777年，华人聚落人口突破数万，组织结构愈加庞大，罗芳伯顺势将“十八兄弟会”升级为“兰芳会”，命名为“兰芳”。
但真正令“兰芳”从组织跃升为“政体”的转折点，是“兰芳大总制”的确立。
兰芳共和国
罗芳伯知道，如果一个社区只是靠个人威望来维系，那么这个体系的寿命不过一人之命。
当他在位近二十年后意识到需要构建“可继任、可运转”的系统时，便确立了“大总制共和国”的体制蓝图。
他提出由全体成年男性华人居民组成选民团，通过公议与投票的方式，选出“总长”。
这个职位并非“王”，不世袭、不垄断，而是“众推”的结果。
选举每届五年，任满可续选也可退任，选民为成年华人男丁，具备土地或劳务记录者方有资格参与投票。
制度确立后，罗芳伯亲自辞去“终身制”，推荐贤者江戊伯为候选，并主动接受选民监督与公议，最终江戊伯顺利接任。
正是在这一刻，兰芳不再只是靠罗芳伯一人的声望行事，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制度共同体”。
这种政体，后来被称作“兰芳共和国”。
它的存在，来自“人民的认同”，来自那群华人移民对自治、安全与尊严的共同追求。
鼎盛时期，兰芳公司控制着超过30万平方公里的区域，人口近四百万，设防口岸十六，兵力达数千人，比当时的两个日本都大。
尽管罗芳伯早在1795年便辞世归天，但其制定的制度、留下的精神和稳定的政体结构，让兰芳公司在其后近百年间持续运行。
其继任者如江戊伯、陈金生等，皆循其制，严于律己，广得人心。
但这也使兰芳彻底成为了荷兰的“眼中钉”，事实上，荷兰一直就在打兰芳的主意，但之前一直没成功。
从覆灭到传承
1886年，荷兰殖民军队从海上登岸，兵分三路，逼近坤甸核心区域。
兰芳公司最后一任总长带领残余义勇军据城而守，民众纷纷上街支援。
但历史的车轮并不会因义气而停顿，面对武装到牙齿的西方殖民大军，这个靠信义维系的华人共和国终于力竭而亡。
至此，这个由南迁华人建立、延续了107年的共和政体，在殖民铁蹄下宣告终结。
但这场表面的“灭国”，并没有让兰芳真正消失。
被荷兰殖民者打散的兰芳余众，大多逃往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婆罗洲南部以及今日的新加坡。
他们一部分改行务农，一部分继续从事矿业，还有人投身商贸、开设会馆、教授汉文，借助血缘、地缘与组织体系，迅速在他乡建立起一个又一个“小兰芳”。
在那些尚未完全西化的殖民地华人社区里，他们也带着一口“客家话”或“潮汕腔”，坚持祭祖、办庙会、读《三字经》，自觉地将“兰芳”的名字当作故乡的代名词。
他们将罗芳伯称为“先贤”，每逢清明必焚香遥祭。
这一份文化延续，最显著的体现，莫过于语言的保留。
在印尼西加里曼丹一带，至今仍可听到纯正的梅县客家话流传于街巷之间。
许多本地华人家庭即便已拿印尼护照，依旧遵守中文命名传统，家中长辈往往以“阿公阿嬷”自称，逢年过节贴对联、挂灯笼、祭祖拜神，丝毫不输中华腹地。
而在马来西亚的槟城、柔佛、新山等地，一些会馆仍保留着“兰芳公司分支”的匾额或牌位，其活动章程与天地会早年的组织制度如出一辙。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新加坡，在这个由闽南人、潮州人、客家人构成的国家，许多商界、政界的家族都可追溯到兰芳旧裔。
新加坡开国元勋李光耀的家族，据传便是来自早年坤甸的华人移民。
而早期协助英国建设新加坡的民间力量中，也能找到大量兰芳社团改组的影子。
不仅是语言与习俗，那种“自组织、自治理”的文化基因，也深植于他们的集体潜意识中。
无论是在小商铺间的诚信经营，还是在宗乡会馆的协商制度中，那种强调契约精神、公议共治的风气，几乎与兰芳当年的共和理念一脉相承。
另外，在印尼华人圈，许多名门望族的家谱中仍自豪地标注“源自兰芳”。
他们虽然在国籍上是印尼人、马来人、新加坡人，但在认同上，他们自称为“南洋华人”，从未与中原文化割裂。
在加里曼丹岛坤甸市，一座“兰芳公学”至今仍在招生授课，校门口高悬“罗芳伯纪念馆”的牌匾。
馆中陈列着罗芳伯的画像、兰芳公司早年的公文复制件、旧时矿区使用的秤杆、算盘，乃至于部分祖籍广东的移民留下的衣物与家书。
每年清明节、农历七月，学校师生和市民自发前来扫墓、敬香，唱的是中文歌，讲的是先贤故事。
这就是兰芳，一个消失于政治地图，却从未在人心中灭亡的国家。
兰芳虽亡，精神犹存，它是一场文明在边陲的自我繁衍，是一次失败却高贵的共和国实验，是一群被时代放逐者写下的动人传奇。
而在今日纷扰喧嚣的世界中，它那“以民为本、以义为纲”的理念，依旧有穿透百年的力量。
这就是兰芳，一个没有皇帝的国，却有万民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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