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观察 | 杨晓萌：博物馆展陈类图书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国际博物馆日|图书|图录|文物|杨晓萌

中国美术报 2025年9月29日期第6版

本报观察博物馆展陈类图书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2022年8月，国际博物馆协会重新定义了博物馆，将其核心使命从“教育、研究、欣赏”拓展为“教育、欣赏、深思和知识共享”。这一转变标志着博物馆职能的深刻变革：从文物的守护者与展示者，转变为深度研究的引擎和多元知识的生产传播平台。在这一新范式下，作为博物馆核心活动的展览，其局限性也愈发凸显：时空的束缚、体验的瞬时性、信息展示的有限性。而博物馆展陈类图书，正是突破这些局限的关键载体。然而，如何让这一载体从展览的“附庸”蜕变为具有独立价值的文化精品，是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本优秀的展陈类图书，远非简单的展品图片合集，它应是展览的升华与再创造。过去，博物馆展陈类图书多以图录为主，然而，随着观众知识水平的不断提升，专题性、学术性的展览正逐渐成为博物馆展示的新方向。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专家学者对于文物的解析，远超一般观众在博物馆所能观察到的层次，他们的解析不仅能够揭示文物的内部构造、材质组成，还融入了文化及历史意蕴，并通过高科技三维影像等技术手段进行全面展示。这类展览不再局限于平面化的展示或单纯的文物陈列，而是致力于阐释其内在的文化意义。虽然有人担心学术内容的加入可能会拉大博物馆与观众的距离，但如果策展人的学术能力、展览策划水平以及展品质量都保持较高水准的话，这样的展览足以吸引广大观众。随着博物馆展览向专业、深入的趋势发展，与之配套的图书也不再是以图录为主，而是作为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项目策划之初就被纳入项目。图书也不再是展览的纪念品，而是与展览一体两面的有机组成部分。

尽管前景广阔，但当前市面上的许多博物馆展陈类图书仍存在诸多问题，使其价值大打折扣，甚至被诟病为“注水的花瓶式著作”，难以成为读者书架上“必备的参考书”。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内容深度不足，许多图书停留在对展览的“低层次复制”，将展品照片配以基础说明文字简单罗列，未能深入挖掘文物背后的文化脉络和历史价值。这种图集式的出版物难以满足当代读者对知识的深度需求。出版流程滞后也是普遍现象。常见的“展览先行，图书后补”模式，导致图书出版时展览热度已过，两者无法形成有效联动。加之出版周期紧张，学者难以进行深入研究和推敲，影响了内容的学术质量。此外，形态单一、设计雷同等问题也制约着这类图书的发展。

要解决上述问题，将展陈类图书真正打造为具有持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需要从理念到实践进行系统性革新。

第一，内容重构：从“图录”到“研究型著作”。必须摒弃图片堆砌的旧思维，树立“内容为王”的新理念。图书应突破传统展览的叙事体例，进行全景式、深挖式的知识呈现。博物馆应主动联合高校的年轻学者和本馆的青年科研人员，通过定期组织课题讨论和选题论证，将最新学术成果无缝对接到出版计划中，确保图书的学术分量。

第二，建立“策展—出版一体化”模式。在展览策划初期就将图书出版纳入整体规划，组建由策展人、学者、编辑、设计师构成的联合团队。一手抓展览布展，一手抓图书出版，让图书的编写、拍摄、设计工作与展陈筹备同步进行。这不仅能缓解出版时效压力，更能让图书的内容构思反哺展览设计，形成策展与出版的良性互动。

第三，博物馆应有“受众细分”的观念。针对不同群体，开发不同层次和形态的出版物。对于普通观众，可以侧重审美引导和知识普及，制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导览性读物；对于专业读者，则要推出资料翔实、论证严谨的学术专著或全集图录，甚至可以开发基于AR技术的增强型图书，扫描图片即可观看文物三维模型或专家讲解视频，实现多媒介融合。

第四，构建“博物馆—高校—出版社”的合作机制。博物馆提供核心的藏品资源与研究支持；高校贡献多学科的学术智慧与人才力量；出版社则发挥其专业的市场运营能力、编辑加工能力和多渠道发行优势。通过三方深度合作，既能保障内容的质量与深度，又能确保图书有效触达目标读者，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读者需求的变化，博物馆展陈类图书正迎来转型升级的重要机遇。未来的展陈类图书将不再是展览的附属品，而成为具有独立文化价值的知识载体。■

（作者系《中国美术报》编辑）

编辑 | 李振伟

制作 | 殷铄、刘根源

校对 | 安亚静

初审 | 殷铄

复审 | 马子雷

终审 | 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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