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98年秋天，大连港来了一艘奇怪的船。
不是来卸货的，也不是军舰，而是一艘从乌克兰拖回来的“废铁”——“瓦良格”号。
那会儿，港口工人谁也没想到，这东西日后会变成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的前身。
更没人注意到，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外工程师，也悄悄踏上了这片土地。
他叫瓦列里·巴比奇，乌克兰人，曾是苏联黑海造船厂的总设计师。
那时候，船厂刚开始改建，他穿着一件灰色风衣，拎着一只旧公文包，里面装的不是文件，而是满满一箱手绘图纸和技术说明。
他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一辈子的作品，我想亲手把它做好。”
这事儿要从更早说起。
1991年，苏联突然解体。
乌克兰一夜之间成了独立国家，接手了大量军工遗产：造船厂、飞机制造厂、火箭研究所……光是安东诺夫设计局，就拥有全球最顶级的大型运输机研发能力。
可问题也很快来了。
没了统一财政支持，项目停了，工资发不出，科研单位一个接一个地关门。
那会儿，很多专家都在琢磨出路。
美国、德国、韩国都有人去。
但也不是谁都能去得了。
语言、文化、签证、家庭，全是问题。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人都还没真准备好离开“原来的世界”。
而中国，正好在这个时候，悄悄打开了大门。
当时中国正处于“追赶阶段”。
重工业基础有了，造船、造飞机的装备也不少，但核心技术还差一大截。
一些高层看得很清楚：这批从苏联出来的工程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
于是，“双引工程”开始了。
前一半是“引进技术”，后一半是“引进人才”。
从国务院到地方科研单位，几乎是全线动员。
涉及的单位包括中国船舶重工、中国航空工业、几所重点高校，还有几十家科研院所。
1993年，国家外国专家局设立了“友谊奖”，专门奖励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
乌克兰人，是最早的一批。
那时候的巴比奇，已经年过五十。
他在苏联时期主持设计过七艘航母，包括“基辅”号、“明斯克”号和“瓦良格”号。
他说：“我不是来退休的，我是来继续工作。”
大连的船厂条件并不好。
厂房老旧，设备也有限。
刚开始，很多地方连图纸都对不上。
中国工程师年轻、肯干，但没造航母的经验。
那段时间，巴比奇几乎每天都在现场，手里拿着图纸，一遍一遍地解释结构、系统、动力配置。
有一次，船体的中部结构出问题，几位工程师在现场争执不下。
他走过去，看了一眼，说：“这不是你们的错，是苏联当年结构改了，但图纸没更新。”然后，他直接从自己的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手绘图，边角都卷了。
“这张图我自己画的，1979年。”
就这么一张图，解决了难题。
另一边，航空领域也发生了一件事。
大约在2000年前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突然多了一位老教授，金琴科·瓦列里·彼德罗维奇。
他原来是安东诺夫设计局的高级设计师，专门研究大型飞机的气动结构，曾参与过An-225“梦想”运输机的设计——那架全球最大、运力最强的飞机。
说起来，他来中国的原因也不复杂。
苏联解体后，安东诺夫设计局项目停摆，工资几个月发不出。
金琴科有两个孩子，生活压力很大。
后来，他被乌克兰航空研究机构裁员，连办公室都被清空。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被整个国家抛弃了。”
后来，他接到一封来自中国的邀请函。
不是政府发的，是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一个副院长写的。
信上写得很简单：“我们需要你。”
金琴科带着几个行李箱、十几本技术手册，还有一摞飞机模型资料，坐了三天火车，从北京一路转车到了沈阳。
他说：“我不是来讲课的，我是来参与设计的。”
在运-20项目初期，金琴科提出了一个关键性建议：机翼的桁架结构需要重新优化，否则在高负载下会产生明显的气动弹性形变。
这在中国航空设计领域，是个全新的问题。
当时，有工程师问：“你怎么知道会出问题？”
他说：“我们在An-225上也遇到过。
那是1986年的事。”
他后来成了国家特聘专家，一直住在沈阳。
冬天的时候，他常常穿着一身厚厚的棉衣，在实验楼的走廊里来回踱步。
有人问他冷不冷，他笑着说：“你们这里的冬天，比基辅暖和。”
这批专家并不止这两位。
还有弗拉基米尔·科瓦连科，搞激光焊接的。
他在浙江建了一个5000平米的实验室，后来成了中乌焊接技术合作的核心人物。
还有沃尔德梅尔·奥坚科，研究新材料的。
他在哈尔滨做了十年的项目顾问，帮助研发了几种军用复合材料，后来悄悄回了乌克兰，没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2006年，中国一次性邀请了2000多位乌克兰专家来华访问。
这件事在当年的《科技日报》上登过一小段简讯，但没引起多少注意。
那些人，有的只待了几个月，有的留下来成了终身教授。
航母“辽宁”号，是2012年正式服役的。
运-20，是2016年首飞。
这两件事，表面上看没有直接关系。
但如果仔细查查当年的项目团队成员名单，就会发现一些熟悉的乌克兰名字。
他们没上新闻，也没有荣誉勋章，只是在那段时间，默默做完了自己的工作。
巴比奇晚年一直住在大连。
他喜欢坐在港口边，看着海。
他说：“我年轻时设计的船，现在真的在远航了。”
金琴科还在沈阳。
他的学生，有的已经成了项目总设计师。
他说：“我教的，不只是技术。
我教他们怎么面对困难。”
从那以后，没人再叫“瓦良格”是废铁了。
李红军，《“双引工程”与中国高端科技人才引进政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刘继生，《安东诺夫设计局发展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年
国家外国专家局编，《在华外国专家风采录》，中国人事出版社，2008年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档案馆，《瓦良格号改造技术文献汇编》，2001年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校史编辑组，《沈航外籍专家工作档案》，内部资料，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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