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新四军军长叶挺，诬蔑八路军和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并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蒋介石是想把八路军、新四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地区，并借日本人之手，置我军于死地，用意真是恶毒！”毛泽东一眼看穿了老对手蒋介石的企图。
10月21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他的应对措施：“对蒋介石此次的反共进攻，我们的办法是：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在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毛泽东所说的“在皖南取让步政策”，就是让新四军主力北移到江北，让出江南，对蒋介石采取一定的让步。
实际上，鉴于叶挺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在1940年9月多次向中央报告国民党顽军在江南制造的摩擦事件不断升级、企图围攻新四军皖南部队，毛泽东在此前早已电告叶、项：“军部应乘此时迅速渡江，以皖东为根据地，绝对不要再迟延。皖南战斗部队，亦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
虽然项英是新四军副军长，但他还兼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他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毛泽东要求新四军军部迅速渡江后，项英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转移决心。后来陈毅、粟裕等人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项英仍犹豫不决。
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11月24日，毛泽东又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必须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希夷（即叶挺）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一切问题于20天内处理完毕。”
此时蒋介石用武力消灭皖南新四军的决心已定，他在皖南新四军军部周围已部署了7个师的兵力，从3个方面加以防范和监视，并计划于1941年1月底以前“肃清”江南新四军，2月底以前“肃清”黄河以南新四军。一时间，皖南上空，反共的阴霾密布。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项英仍迟迟不动，直到12月25日，他还致电毛泽东，列举一大堆困难要中央解决，并请示行动方针，使皖南新四军无形之中丧失了撤离危险境地的有利时机。
毛泽东收到项英的电报后，不禁大怒，12月26日，他亲自起草了被称为“最后通牒”的电报，对项英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电报说：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我们不明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自己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你们要吃大亏的。
项英在接到中央的这份“斥责电”后，才迅速作出决定：部队于1月4日正式动身，经茂林向北移动。
蒋介石也已断定项英一定会走茂林路线，他通过重庆至上饶的专线电话，直接对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说：“项英和新四军都是些山大王，他们肯定会选择走茂林路线，你们务必注意。”
1月6日，当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9000余人走到茂林一带时，果然陷入了国民党7万重兵的包围之中。尽管新四军将士浴血奋战，但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牺牲或被俘。叶挺下山与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项英等人突围后隐藏在赤坑山蜜蜂洞，后不幸被身边的叛徒杀害，留下了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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