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2月8日下午三点整，我按您说的把‘腊’字换成‘蜡’了。”臧克家站在菊香书屋门口，声音不大，却让室内的毛主席立刻抬头。
这一天距《诗刊》创刊不过半个月，印数的纠结和稿件的紧张仍悬在编辑部头顶。臧克家却把第一句话留给一个字——“腊”改“蜡”。表面是字词争论，实则折射学术平等。毛主席放下稿纸，先是愣了一秒，接着连声叫好：“好，好，就按你说的来！”一句肯定打破了屋里的拘谨，臧克家这才在椅子上安顿下来。
时间往前拨十余年，1945年重庆谈判时，臧克家第一次看见毛主席。那场座谈会散场已是深夜，山城的灯火稀稀落落，他回到借住的小屋，提笔写下《毛泽东，你是一颗大星》。对于一个长期靠写讽刺诗度日的职业作家来说，那首颂诗是生涯中少见的“亮色”。他后来回忆：“国民党统治下，到处是斑驳的墙皮和灰尘，唯有那场夜谈让我觉得文字还能照亮人。”
抗战结束后，他辗转北平、上海，靠翻译和编校糊口。《诗刊》筹备时，纸张配额一万份，连内部同仁都嫌寒酸。可臧克家坚持启动，理由很简单：《沁园春·雪》在民间早已流传，如果能得到毛主席授权，哪怕只印一万份，也值得。
于是1957年元月，他与徐迟、严辰联名写信，请毛主席审订诗稿。田家英回电问一句“何时付印”，编辑部炸了锅，草拟的日程表连夜重写。不出三日，中南海来信十八首，新旧并陈，外加一句“请加审处”，让臧克家既敬又惧：改还是不改？
他说服自己先挑《沁园春·雪》下手。诗里“原驰腊象”常被误读为“臘”，冬月祭祀之意，可雪景与祭祀关联牵强；若用“蜡”，与上阕“银”字成色泽对仗又暗含熔化之势，画面立刻活了。斟酌一夜，他在稿纸旁侧标注小字：建议信改“蜡”。
带着这处修改，他坐进了去往中南海的吉普车。书屋里，毛主席先寒暄《诗刊》印量。臧克家端着茶杯回答：“文化部批一万份，恐怕撑不起全国读者的劲头。”毛主席笑问：“那你要多少？”“五万。”他几乎脱口而出。“就听你的。”主席点头，那杯淡茶的热气正好漫上眼镜。
随即话题转到诗。臧克家把自己的判断娓娓道来。屋外冬阳斜照，墙上的钟嘀嗒作响，这位五十出头的诗人忽然忘了自己是来觐见领袖，只像在大学课堂上和同侪讨论修辞。毛主席没有抢话，听完才用湖南口音慢声说：“文字得活，得让老百姓一念就懂，你这个意见好。”
短短两小时，把新中国文学界最稀缺的两件事办妥：诗句改定，印量翻番。更重要的是，双方建立起一种“不拘礼制、直言互改”的默契。后来毛主席写《水调歌头·游泳》，脱稿后第一份誊抄仍先寄《诗刊》。臧克家收到，照例留痕批注再寄回。返函里，毛主席一句“汝言允当，已依此稿刊行”，沿袭的正是那天菊香书屋的交往方式。
有人疑惑：一位国家元首为何允许人随意改诗？答案或许藏在毛主席的阅读量里。会面时他顺口提到李攀龙的《明诗综》，臧克家竟一时没能跟上节奏。那一刻他意识到，主席不是传统意义的“政治领袖加爱好者”，而是货真价实的诗学研究者。正因如此，才更看重对话的平等。
值得一提的是，“蜡象”后来写入1958年版《毛主席诗词十九首》，版本正式固定。读者多半不晓得，这里有臧克家一笔。改动虽小，却让意境更稳，也成为作家与领袖交汇的注脚。
会面结束那天傍晚，臧克家走出新华门，天色暗得很快，冷风直钻衣领。他在车上默念：“山舞银蛇，原驰蜡象”，发现嘴边竟有微笑。诗改好了，《诗刊》能加印五万份，足矣。
邮件往来持续到1976年。信件多因约稿，偶有时政与纸张配给的问询。毛主席最后一次回信写在1975年秋天，仍是询问《诗刊》发行量，字迹较前些年略显晃动。收到信件时，臧克家没料到那已是终章。次年九月，他半夜被噩耗惊醒，天亮即写《丰碑心头立》，通宵未停。
臧克家晚年谈起那次改字，神情依旧认真：“我不过尽文本之责，可主席给我的，是对文字工作的最高尊重。”在他看来，1957年菊香书屋的两句“就按你说的来”，胜过千言万语的褒奖。
历史细节散落民间，但线索清晰：一部《诗刊》，十八首手稿，一个细微改字，构成了文学与政治之间少见的平衡。纵使岁月更迭，人们再次吟诵“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时，那声爽朗的“好”似乎仍在耳畔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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