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宗岱，这位集诗人、翻译家、学者于一身的“南国才子”，在文化界曾享有盛名。
与此同时，他的私生活也不遑多让。
在他情感世界里，有挥之不去的“白月光”，也有倔强不屈的“红玫瑰”，更有公开另娶戏子，使怀孕妻子愤然离家的事迹。
而数十年后，当他病榻垂危，渴望与儿子相见时，代价终于来了。
那么，梁宗岱的感情究竟有多复杂？他又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挥之不去的“白月光”
1903年，梁宗岱出生在广西百色的一户书香门第中，他的父亲是一位学问颇深的儒者，早年修习经史子集，开馆授徒。
而在那个“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年代，梁宗岱的成长路径也似乎已被安排得妥妥当当——走科举之路，入仕为官，光耀门楣。
可命运从不按常理出牌，十四岁时，梁宗岱考入广州著名的培正中学，第一次接触到西方文学和新思想。
此后，他如饥似渴地读着拜伦、雪莱和雨果，心中对“自由恋爱”和“自我实现”的理念产生了强烈共鸣。
可当他沉醉于诗与哲思时，远在老家的祖母却已悄悄替他“安排”好人生。
一次暑假，祖母以“回来看看家中长辈”为由，将梁宗岱从学校骗回老宅。
少年兴冲冲踏进院门，却发现家中张灯结彩、亲戚云集，一位陌生女子身穿红衣，低头静坐在堂屋正中。
“宗岱，快换衣拜堂！”祖母一声厉喝，他顿时明白了，这不是一次普通的家访，而是一次强行的婚礼。
他试图反抗，但年幼力微，难以抗衡整个家族的意志，于是，梁宗岱在一片逼迫与劝说中，最终不得不完成形式上的拜堂。
但梁宗岱的反抗从未停止，他坚决拒绝与新婚妻子同处一室，每日将自己反锁在书房中读书写诗。
之后，甚至发展到极端的举动——脱光衣服坐在案前，大声朗诵古文，以此逼退那些前来劝解的亲戚。
他的“癫狂”震惊整个家族，连一向强势的祖母也束手无策，只得作罢，勉强允许他返校继续学业。
最终，在几年的冷战和形式婚姻之后，这段荒唐的结合无疾而终。
解脱后的梁宗岱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业和创作中。
1924年，他进入岭南大学学习文学，并凭借出色的法语能力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前往意大利深造。
他在欧洲游学期间，穿梭于博物馆、歌剧院和图书馆之间，也遇见了那个改变他情感轨迹的女子——安娜。
她金发碧眼，眼神清澈，两人在卢浮宫的石阶上长谈，谈中国古诗，谈法国象征主义，谈世界的未来。
为了纪念这段难忘的邂逅，他为她取了一个中文名字——“白薇”，寓意纯洁、坚韧、无暇如玉。
然而命运再次让他选择：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家国危局在即，他决定舍弃柔情蜜意，孤身回国，投身民族危机的洪流中。
临别时，他没有告别，只在安娜的桌上留下了一封信，从此，白薇成了他心头挥之不去的“白月光”。
倔强不屈的“红玫瑰”
1930年代初的北京，正值文艺复兴之时，文学沙龙更是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回国后的梁宗岱也频繁出现在各类文化聚会中。
就在一次文人聚会里，他遇见了沉樱。
她是一所女中的教员，白日里教授语文，夜里在油灯下伏案疾书，是当时极少数兼顾教职与文学创作的独立女性。
他们初见时并未擦出火花，只是在一场关于“新诗与古典诗词融合”的讨论中各抒己见，不觉一谈便是两个时辰。
从那以后，梁宗岱便时常在聚会中寻找她的身影，渐渐地，交往密切起来。
1935年春，他们结婚了，婚后不久，他们的长女出生，取名“思薇”。
这个名字在沉樱耳中听来有些刺耳，因为那是梁宗岱未曾放下的往昔，是她拼命想追上的白月光的影子，于是，她建议将“薇”改作“微”，意为柔和、细致，梁宗岱沉默良久，终究答应。
初为人母的沉樱，将满腔柔情投进了孩子的世界，她每日早起准备早餐，午后为孩子洗澡换衣，夜晚哄睡后还要批改学生作业。
她像是变了一个人，从那个独立泼辣的女作家，变成了围绕家庭打转的贤妻良母，可惜，这一切并未换来丈夫的珍惜。
梁宗岱依旧沉醉于自己的学术与诗歌世界，似乎婚姻并未改变他分毫，他常常一头扎进书房，整日不出，偶尔写出新作，也鲜少与沉樱分享。
他对沉樱的付出既无感激也无回应，仿佛一切都是理所当然，他忘了她也是个热爱写作的女人，也需要一个能与她平等对话的灵魂伴侣。
随后，生活中摩擦不断升级，梁宗岱脾气本就急躁，遇事易怒；沉樱嘴不饶人，每每反唇相讥。
两人常因琐事爆发口角，从孩子教育到柴米油盐，从诗词用韵到朋友聚会，几乎无事不争，那些曾经惺惺相惜的情谊，如今却成了彼此指责的证据。
公开另娶戏子
1944年春，广西百色，梁宗岱来到此地，是为了处理一宗祖产纠纷。
那时的他，已年近不惑，却愈发觉得心力交瘁，与沉樱屡次争执之后，他急需逃离那窒息的家庭气氛。
百色虽远，却因剧场而热闹，于是，一日傍晚，梁宗岱的堂弟邀他前往看戏，说是有一位声名远播的花旦正在演出。
梁宗岱本无心赏戏，只因实在无事，便随意同往。
那一夜，台上女子一袭红衣，眉黛如画，身段婀娜，她在唱一出悲剧，演一个被夫家休弃的薄命女子。
唱到情浓处，泪珠滑落，她哽咽着唱完最后一句，全场掌声雷动，连梁宗岱也不由动容。
散场后，绕到后台只见那位花旦卸下浓妆，面容依旧清秀，只是眼中尽是哀愁，堂弟轻声说：“她叫甘少苏，唱得好，命不好。”
初次交谈，他们只寒暄几句，后来，他频繁前往剧场，场场必到，渐渐地，两人熟络起来。
甘少苏并非良家女子出身，年幼便被卖入戏班，从此命运由他人书写，成名之后，她落入军官之手，沦为玩物。
她说她曾经想逃，想反抗，想一死了之，但她活下来了，靠的就是戏台那三尺天地，靠的就是一口气与一身艺。
日子一天天过去，梁宗岱也从最初的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他会为甘少苏抄写曲谱，会在她练习时旁听点评，甚至为她修改唱词。
甘少苏起初不太接受他的过多干涉，但慢慢地，她发现这个男人与她之前遇见的那些粗俗军汉截然不同。
渐渐地，她开始等待他来看戏，也在意他是否满意她的演出。
可纸终究包不住火，甘少苏的“丈夫”——那位早已把她视作私产的军官，听闻风声，大发雷霆，带人闯入戏班威胁梁宗岱。
梁宗岱则没有退缩，他当众表明自己愿出三万大洋赎回甘少苏的身契，换她自由之身。
三万，在当年是一笔天文数字，围观众人无不侧目，甘少苏更是泪流满面，那一刻，她知道，自己这一生或许终于能做回一个“人”，而不是谁的附属。
金银交割之日，甘少苏静静站在门外，从此以后，她再不是那个任人摆布的花旦，而是梁宗岱的伴侣，是一个有身份有名分的“人”。
但就在他们满怀希冀构想未来生活时，远在北方的沉樱已察觉丈夫的背叛，那时，她腹中尚怀着梁宗岱的骨血……
一别两宽
1945年冬的一个清晨，一张报纸被邻居送到沉樱门前——上面赫然印着“梁宗岱与粤剧名伶甘少苏成婚”的消息。
沉樱呆站在门口，没有哭，甚至没有喊叫，她只是回到屋内，将桌上的早餐撤下，坐在书桌前，提笔写下一张纸条：“既然你已选择新生，那我不再是你的归处。”
随后，她收拾行李，将大女儿和二女儿唤来，带上尚未出生的孩子，离开了这座曾充满欢笑的屋子。
当梁宗岱推门而入，他一眼看见书桌上的那张字条，他骑马追出门去，走访亲友、打听她去向，无一所获，他写信给沉樱的几位挚友，请她们代为劝解，那些信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
而几周后，他做出了另一个让外界惊讶的决定——正式登报宣布与甘少苏的婚讯。
沉樱听闻此事时，只是微微一笑，接着，她带着孩子们去了上海，之后又辗转前往台湾，开启了与过去彻底切割的下半生。
她一个人，在异地他乡咬牙生下儿子，给他取名“思明”——纪念她离开北京时，心中尚存的一线明光。
此后，她将所有的恨意都封进纸页之间，把养育儿女当成最重要的事业。
她白天在中学教书，晚上写文章，深夜批改作业，她一度疲惫到在课堂上晕倒，却在医院醒来时第一句话便问：“我下周能回去上课吗？”
她把写作当成精神的出口，字字句句都浸透了生活的泪水与苦涩，也终于迎来了一本又一本作品的出版。
而梁宗岱，回到广西，与甘少苏开始了另一段生活，新婚初期，甘少苏温顺体贴，洗手作羹汤、送茶磨墨，事无巨细皆亲力亲为。
只是，时间久了，梁宗岱渐渐察觉，甘少苏虽懂他的喜好，却无法理解他的孤独。
他夜里写作时，她会轻声劝他早些休息，却未能与他一同探讨诗句的意境；他谈起莎士比亚或维庸，她只静静听着，却无法回应。
几年之后，他才明白，甘少苏无法再为他添一子半女——或许是过去颠沛流离的生活耗尽了她的身体。
1970年代末，年迈的梁宗岱忽然决定写信，给那些多年未曾谋面的儿女。
他托人在港台寻访，甚至派人至台湾传话，他不指望沉樱能回应，只希望孩子们能来看看年老的父亲。
两个女儿犹豫再三，最终短暂探望过他，她们见到父亲白发斑斑、步履蹒跚，内心虽有波动，但终究话语寥寥。
而最小的儿子——梁思明，从未见过这个“生父”，当亲戚苦口婆心地劝他时，他只冷冷回应：“他不是我的父亲。”
1983年，梁宗岱病重去世，但最终也没见沉樱和儿子一面。
终其一生，他才明白，诗词可慰孤独，却难医背叛，甘少苏是晚霞，但沉樱也是他错失的白昼，等他终于看清，彼此已成过客，再无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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