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燃烧的岛群”第1465篇原创文章，作者：阿登的苦林。
作者简介：阿登的苦林，山东人，喜欢二战及冷战军事，尤其是太平洋战争、苏德战争和冷战武器装备，曾在“空军之翼”等网站发表过若干文章。
正文共约7300字，配图14幅，阅读需要17分钟， 2025年10月8日首发。
1945年2月，当苏联红军逼近柏林之际，纳粹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向德国民众承诺，德国首都柏林将被“守卫到最后一块石头、最后一个人”。他放话说，德国“不能让柯尼斯堡的耻辱重演”。或许，从那座已被苏军重重包围、正孤军奋战的东普鲁士首府身上，纳粹高层隐约预感到了柏林的命运。
1945年4月9日，柯尼斯堡被苏军攻克；三个星期后，苏军又将代表胜利的红旗插在了德国国会大厦楼顶上。这两座城市的相继被攻克，似乎印证了戈培尔及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的预感，然而，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与被围得水泄不通，不少平民丧命于战火之中的柏林相比，在德国海军的努力下，45万德国平民和伤病员成功从柯尼斯堡包围圈中突围而出。
图1.冲向德军防线的苏军士兵，他们很快就将踏上德国的土地
柯尼斯堡平民和伤病员的撤离并非个例，他们包含在一项更大的军事行动中，那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海军的最后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即1945年1月至5月间在波罗的海沿岸开展的代号“汉尼拔”的行动。这场海上撤离行动的规模之大、撤离人数之多，哪怕是二战初期英国人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在其面前也要相形见绌。由于此次行动基本上是德国海军唱主角，且发生在纳粹政权垂死挣扎、行将灭亡的最后阶段，因此相关记录和照片寥寥无几，原始资料更是大量散失，给今天的研究带来了种种困扰和不便，知道的人也较少。
基于英国人特有的叙事手法，将敦刻尔克大撤退从一场灾难表述成了一场胜利和英勇精神的象征，其之所以载入史册，并非因其象征着失败，而是“大规模撤离源于那种宁可逃生也不愿硬拼的绝望境地”。无独有偶，欧战最后的几个月里，德国人复制了这一“壮举”，甚至以多撤离了五六倍的人数而在规模上超越了所谓的“敦刻尔克奇迹”。
早在1944年秋，在波罗的海与多瑙河之间的东线战场，德军陷入了全面溃退的境地。1941~1942年德军那段兵临莫斯科城下、横扫高加索的所向披靡的狂热岁月早已一去不复返，此时的德国国防军已然山穷水尽，陷入了节节败退的境地。
图2.撤退中的德军士兵正在扎木筏渡河，以摆脱苏军的追击，照片摄于1945年3月，地点是东普鲁士。这样一场撤退结束后，往往只剩极少数士兵还适合战斗
战局的逆转始于1943年7月5日至8月23日的库尔斯克战役，德军在此战中遭受了无法弥补的损失，此后直至1944年初，战争初期闪击苏联的三个集团军群（北方、中央和南方集团军群）的实力均遭到了不可逆转的严重削弱。之后，北方集团军群从列宁格勒向南，经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展开战略性撤退；中央集团军群则分兵派往白俄罗斯与波兰走廊之间的夹缝地带，负责保卫东普鲁士。
1944年6月，随着苏军四个方面军发起代号“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加之西线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的战斗，纳粹德国战败的序幕就此拉开。德军自列宁格勒一路被击退至拉脱维亚，白俄罗斯全境随之获得解放。至1944年8月战役结束时，整个德军中央集团军群几乎彻底覆灭，北方集团军群的退路也被切断，苏军挟胜利之余威，正一路向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推进。
图3.在迅速崩溃的“库尔兰口袋”中，两名德军士兵操作MG-34机枪，随时准备应战，照片摄于1945年3月24日。眼看战败在即，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不顾希特勒“坚守阵地”“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竭力将平民和士兵撤离东普鲁士
后路被切断、一步步被压缩的德军最终退守至库尔兰半岛（今拉脱维亚境内）的防御口袋中，20万德军与拉脱维亚仆从军（共计33个师）准备负隅顽抗，对抗他们面前的170万苏军。至1944年10月，德军已被苏军完全包围，除海上和空中补给通道外，其余所有的补给线均被苏军切断。
就连空中补给线也是聊胜于无，因为德国空军已将其主力集中在西线抵御英美盟军的战略轰炸和空袭，根本无力支援东线陆军。1945年1月，希特勒下令，将北方集团军群的残部改编为库尔兰集团军群，并下令坚守波罗的海东部海域。这背后不仅是他不愿拱手放弃德国每一寸土地的偏执狂式的执念，更是因为新式XXI型潜艇正在该海域进行海试。这款首次使用通气管装置、实现了水下航行为主的新型潜艇，如同绰号“复仇武器”的V-1巡航导弹和V-2弹道导弹一样，是挽救第三帝国的最后一线希望和救命稻草，必须死死抓在手里。
图4.建造中的XXI型潜艇，该型潜艇是第一种真正用于实战的水下速度比水面速度高的潜艇，也是现代潜艇的雏形。有说法称，如果XXI型潜艇能提早两年问世，那么大西洋之战的历史都有可能被改写
除希特勒之外，德国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元帅对投入这款新型潜艇作战的兴趣一点也不亚于帝国元首，当然这并非是因为他抱有依靠这种水下兵器赢得战争的不切实际的愿望，而是希望以此作为谈判的筹码，迫使盟军接受对德国更有利的和平谈判条件。
当时，希特勒针对东线战场的态势，已经下达了“不许撤退、不许投降”的死命令。他坚持实施“要塞”战略，即不惜一切代价坚守库尔兰半岛、科尔贝格（今波兰科沃布热格）、柯尼斯堡（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和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等“要塞城市”。他认为苏军攻克这些“要塞”或者说据点的代价将远高于德军防守的代价。
这种被称为“防波堤”的战略导致德军在1944年末接连陷入“即将被苏军包围—仓促撤退”的怪圈，这激怒了希特勒。1945年1月，他下令，未经他亲自批准，德军任何部队不准发起任何后撤行动。这意味着前线德军无法撤至更易防守的后方防线；当苏军的钢铁洪流以每周一二百公里的速度横扫波兰时，这更意味着大海成了德国守军最后的生命线和逃命的希望。
图5.表现苏军攻克柯尼斯堡时，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的油画
东普鲁士成了数万德国人的死亡陷阱，大批平民加入溃散的部队一起向西逃亡。一些难民成功渡过了奥得河，使得向第三帝国西部那些已被英美轰炸机炸成废墟的城市逃亡的德国难民人数激增。战争爆发前，德国曾制订过秘密计划，规定在面临苏军压倒性的进攻时，对东普鲁士的人口实施“分阶段撤离”，直至德军组织起反击为止。希特勒“战至最后一人”的命令终结了这一乐观计划，取而代之的是，每个不想落入苏军之手的德国人都拼了命地仓皇向西逃亡，生怕被俘虏后送到西伯利亚。
1945年初，德国仅控制着一条沿波罗的海海岸，从柯尼斯堡延伸至斯维内明德的狭长走廊，宽约80公里。这条走廊也不安全，不仅总是遭苏军空袭，而且将在当年3月份被苏军彻底切断。因此，在陆路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最佳逃生路线就只有走海路，乘船前往西部的安全港口。
控制波罗的海的制海权对大规模撤离行动至关重要。战争初期，这里曾被誉为“德国的内湖”，基尔港也作为母港停泊着德国海军的大部分舰只。然而，到1944年时，局势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和苏联海军的潜艇使航行在这片海域的风险倍增。
图6.红军部队和坦克穿越寒冬的原野，向东普鲁士推进，照片摄于1945年1月
早在1944年，德国海军在从波兰和东普鲁士战俘营撤离同盟国战俘时，就积累了不少船只沿海岸线往返运输的实战经验。虽然多数战俘被迫徒步穿越陆地，但也有部分人被安置在船舱中横渡波罗的海，他们戏称这段行程是“波罗的海巡航”。
德国海军没怎么参与这类撤离战俘的行动，而仅提供护航。不过，这些撤离行动却为数月后德国难民的大规模撤离提供了“蓝本”。一时间，波罗的海东部的港口不仅是希特勒口中的“防御要塞”，更是成了准备逃亡到西部的德国人纷纷涌入的“避难所”。
位于波兰走廊入口处的但泽（今波兰格但斯克）正是阻挡苏军挺进德国腹地的“要塞城市”之一，距离该市30多公里的哥滕哈芬深水港（今波兰格丁尼亚）与其构成了陆海一体的完整防御体系。早在1939年二战爆发前，波兰人就已经将哥滕哈芬建成了波罗的海沿岸最大、最现代化的港口。德国闪击波兰后，又进一步将其改造为重要的海军基地，作为基尔港德国造船厂的延伸基地，其干船坞和重型起重机足以维修德国海军最大的军舰：1940年年底，“沙恩霍斯特”号战列巡洋舰前往哥滕哈芬港接受维修；1942年4月，其姊妹舰“格奈森瑙”号则奉希特勒之命驶抵该港口退役，其炮塔被拆除后改作岸防炮台使用。
图7.用“格奈森瑙”号战列巡洋舰拆下的主炮塔修建的岸防炮台
哥滕哈芬港不仅是德国海军多支部队的母港，而且与海军活动无关的是，这里还修建有施图特霍夫（Stutthof）集中营的分支机构，里面关押着数千名苏联人、波兰人及其他囚犯。这些人的存在是让苏军进攻但泽-哥滕哈芬港一线感到“投鼠忌器”的重要原因之一。于是，1945年1月，苏军最初的攻势绕过了但泽-哥滕哈芬一线；直到同年3月，当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奉命攻占该地时，其才成为红军的战略焦点。
但泽湾对岸的柯尼斯堡是另一处德军“要塞城市”，其被希特勒亲自誉为“德国精神的不可战胜的堡垒”。柯尼斯堡市坐落于维斯瓦湾北端，是通往柯尼斯堡半岛的门户。同属柯尼斯堡半岛的皮劳（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的波罗的斯克）既是纳粹德国硕果仅存的潜艇训练基地之一，也是向柯尼斯堡补给物资的重要港口。
1944年8月26日，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首次空袭柯尼斯堡，这让此前只听着纳粹的宣传、鼓吹德国战事节节胜利的市民们首次切身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在求生本能的驱使下，能逃的人纷纷惊惶失措地逃出城，与撤退的德军部队混杂成一股股混乱的人流。
图8.这张地图显示了德国护航船队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航行线路及人员撤离路线，可见在前述几座城市中，柯尼斯堡位于最东部
1944年10月，柯尼斯堡被红军彻底包围，十三万德军守军被困在城中。自此，进出该城的唯一途径就只剩海路了：要么通过其自身的港口设施，要么经由皮劳港。海岸线上，德军据守的最后据点是科尔贝格，这座城市在七万平民难民涌入之际被改造成了防御要塞。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OKH）试图将科尔贝格作为东线部队的补给港维持开放，同时希望能在城外将苏军部队消耗殆尽。
然而，事实却是，希特勒眼中那些旨在迟滞苏军攻势、妄图让苏军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要塞城市”正一步步沦为死亡陷阱：城里的守军多为纸面上徒有番号的部队，如名头响亮的第4集团军、第16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他们实则由党卫军、国防军和地方武装的残兵败将混编而成，坦克或重炮等重武器更是约等于零。被困在这些“要塞城市”内的德国民众只有三种令人不快的选择：待在原地寄希望于守军抵挡住苏军的进攻，向红军投降，或是设法登上撤离的船只。
此刻，波罗的海德意志人的命运将由德国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所决定。这位在1943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海军最高统帅的人，同时接管了被打残的德国商船队。1943年1月，由于巴伦支海海战的失败，希特勒一气之下，下令将德国海军残存不多的几艘主力舰悉数退役，舰员转入陆上防御部队和潜艇部队服役。尽管在邓尼茨的巧妙运作下，成功挽救了德国海军的大部分水面舰艇免于被退役拆毁的命运，但还是有若干军舰不幸“损失”。
图9.1945年4月16日，“吕佐夫”号装甲舰在斯维内明德被英军轰炸机炸伤后坐沉在浅水区。该舰是战争后期德国海军硕果仅存的几艘大舰之一
虽然成功挽救了大部分舰船免遭拆解的命运，但让它们继续航行却是另外一回事。有可能是在1944年年底至1945年年初，邓尼茨萌生了发起“汉尼拔行动”的构想。尽管这一任务本来是维持通往波罗的海沿岸“要塞城市”的补给线并运回伤病员，但当成千上万的德国难民恳求一同随船撤离时，有什么理由让运输船半空着返回呢？
鉴于当时德国海军大部分水面舰艇被困在码头的事实，邓尼茨被迫组建一支临时舰队，为即将实施的大规模海上撤离行动提供护航。为填补舰艇操纵人员的缺口，他只能依靠少数残存的核心舰员，并从德军控制下的港口中拼凑抽调了一些码头工人充数。
如果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波罗的海，那么1945年时的德国海军至少在纸面上仍对苏联海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前者的主力舰包括被戏称为“袖珍战列舰”的“吕佐夫”号（原名“德意志”号）和“舍尔海军上将”号装甲舰（此时它们已被德国海军重新归类为“重巡洋舰”），外加货真价实的重巡洋舰“希佩尔海军上将”号和“欧根亲王”号。
图10.“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该舰最终于1945年在德国基尔港遭英军飞机空袭而受伤，后被舰员炸毁沉没
“吕佐夫”号装甲舰于1943年末进驻基尔港进行全面检修，随后在波罗的海战场重获新生。“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则于1944年进驻基尔港，以躲避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与其他德国海军的大舰一样，“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曾奉希特勒之命退役，但邓尼茨于1944年夏将该舰重新启用，调往更往东也更安全的哥滕哈芬港，其大部分舰员随后被征召至但泽防线作为地面部队战斗。1945年1月，该舰奉命返回基尔港，同年4月在锚地被英军飞机击伤，5月3日在基尔德意志船厂的船坞中被其舰员炸毁沉没。
“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巡洋舰的姊妹舰“欧根亲王”号与“吕佐夫”号装甲舰在战争最后的几个月里频繁奔波在波罗的海上，展现出了最强的战斗力，直至战事接近尾声时，这两艘军舰仍在不断执行对地火力支援与护航任务。
图11.“欧根亲王”号重巡洋舰，该舰在战争末期用舰炮火力支援德军地面部队作战方面表现得非常活跃
除前述几艘大舰外，邓尼茨指挥的参与波罗的海撤退行动的舰艇还包括“科隆”号轻巡洋舰、“莱比锡”号轻巡洋舰和老旧的战列舰“西里西亚”号。这些主力军舰由德国海军第六驱逐舰支队及少量鱼雷艇提供支援。邓尼茨面对的半数挑战在于如何让舰艇维持在堪用的状态。机械故障、燃料/弹药短缺以及人手的耗竭，使“汉尼拔行动”的实施难上加难。
对德国人来说，“幸运”的是，即便德军舰艇大部分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困在港口动弹不了，苏联海军红旗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艇依旧长期滞留在港内，缺乏主动出击的意愿，直至战争末期才有所行动。基于这一事实，一位现代学者推测，斯大林是想有计划地通过放任东普鲁士的德裔居民自发西迁，实现一次有组织的“种族替换”；此外，这一做法还有让德国撤离行动背上更多的难民包袱这一“附加收益”。另外，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苏联空军在库尔兰半岛、柯尼斯堡等德军“要塞”地区上空不断发起空袭和轰炸，加速了难民的西迁。
图12.在皮劳港，绝望的德国难民拖着装满金银细软的马车和货车排队登船，里面甚至还有一只山羊
1945年1月初，希特勒终于批准从库尔兰包围圈实施局部撤退。在邓尼茨的指挥和德国海军舰队的护航下，成功撤出了第4装甲师、第31步兵师、第32步兵师、第93步兵师、党卫军第11“北欧”志愿装甲掷弹兵师、第227/218/389步兵师残部以及党卫军第15（拉脱维亚第1）武装掷弹兵师。然而，仍有近十二万德军士兵被困在包围圈中，他们奉命继续阻击前进的苏军，邓尼茨必须继续为他们提供补给并撤出重伤员。
此时，正当费迪南德·舍尔纳元帅和洛塔尔·伦杜利克大将等德军将领在波罗的海前线指挥部队死守阵地时，邓尼茨却决心违抗元首“不许撤退、不许投降”的命令。作为极少数拒绝追随希特勒走向灭亡的纳粹德国高级将领之一，邓尼茨单方面启动了“汉尼拔行动”，他不仅要撤离军事人员，更要竭力撤走东普鲁士境内绝望的平民。
柏林方面在一开始并不知晓邓尼茨打算自作主张的事，因为被困在东普鲁士的纳粹权贵和普通平民一样，都渴望搭上邓尼茨派来的撤离船只逃往安全地带，因此他们根本不会打邓尼茨的小报告。至于邓尼茨本人，其早已为自己的行动准备好了辩护辞。多年以后，在回忆录中，他坚称自己的目的绝非投降，而是继续战斗，是在“尽可能将更多德国人撤离苏军控制区”。
图13.德国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元帅违抗希特勒“不许撤退、不许投降”的命令，通过“汉尼拔行动”将德国地面部队从库尔兰包围圈中撤出，计划将他们重新向西部部署。上面的照片中可见德军士兵一个个地挤上小船等待撤离
邓尼茨的另一个目的是拯救纳粹德国最后的两处潜艇训练基地。战争打到这个时候，宝贵的潜艇部队已是德国海军中唯一仍在执行进攻作战任务的兵种。若遭希特勒质询，邓尼茨可辩称“汉尼拔行动”是为了拯救滞留在波罗的海的潜艇训练分队——这些人员即便此刻投入战斗仍能扭转战局。邓尼茨确立的撤离优先顺序是：先撤海军人员，再撤伤病员，最后撤军政要员。除此之外，任何能搭上船的普通德国人都要庆幸自己的幸运。
波罗的海地区能容纳大型舰船和大批人员滞留的港口不多，仅有哥滕哈芬、皮劳（位于萨姆兰半岛尖端）和斯维内明德（位于奥得河-尼斯河河口），但即便这些港口也并非真正安全：斯维内明德在1945年曾遭英国皇家空军轰炸，而柯尼斯堡与皮劳之间的陆路通道极易遭受苏军轰炸封锁，迫使普通平民只能徒步穿过冰封的维斯瓦湾逃亡。
推动邓尼茨发起“汉尼拔行动”的另一动力，是他觉得德国有与西方盟国结成反苏同盟的渺茫希望。在他看来，从毁灭中拯救的德国士兵越多，“结成反苏同盟”的提议对盟军最高司令部就越有吸引力。至少，这些德国军人能在德国本土对苏军进行最后的抵抗，但首先他需要把部队撤出东普鲁士和波兰。
综合以上种种，邓尼茨最终任命海军上将奥斯卡·库梅茨（Oskar Kummetz）与海军运输局局长、前商船船长康拉德·恩格尔哈特（Konrad Engelhardt）海军中将共同负责开展“汉尼拔行动”，这一双人搭档及二人的军衔均彰显了邓尼茨对此次行动的高度重视。正式命令于1945年1月23日下达。
图14.纳粹德国海军运输局局长、前商船船长康拉德·恩格尔哈特海军中将（右侧站立者）担负起了开展“汉尼拔行动”的重任，照片中的他正注视着一队难民登上一艘运输船
库梅茨与恩格尔哈特征集了600~1000艘各类船只，包括游艇、拖网渔船、渡轮、登陆艇、货轮及客轮。这支船队在哥滕哈芬、皮劳和斯维内明德集结。在接下来的十五个星期里，他们成功撤离了约35万名纳粹军政要员及海军官兵，另外还撤走了80~90万平民难民，其中包括高级党政官员、医护人员及少数幸运士兵的家属。
这场代号“汉尼拔”的撤离行动虽常与拯救33.8万英法军人的“敦刻尔克奇迹”相提并论，但除人数差异外，尚有其他区别：“汉尼拔行动”未获空军掩护，且撤离的人员绝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属于纯粹的人员疏散行动；相比之下，敦刻尔克大撤退中，英国皇家空军为撤离的船只提供了空中支援，且乘船的几乎是清一色的军人。
此外，大批德国撤离人员是对维持德国的战争努力毫无作用的普通民众。对此，负责行动的最高指挥部为避免使用带有消沉意味的“难民”一词，委婉地将撤离的平民称为“同胞”。但无论使用何种称谓，撤离人数之巨都是不争的事实。据邓尼茨估计，“汉尼拔行动”挽救了两百多万德国人的性命。
-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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