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6月20日傍晚六点，老陈，你瞧那位田旅长，像不像哪里不对劲？”警卫员小赵在军委保卫部门口悄声问。陈泊抬了抬一只完好的右手，简单回了句：“别急，线头还没理清。”
院子里的积水反着落日的光，泥味里掺杂着炊烟。看似平静的延安，其实刚刚连续发生两起特务偷越哨卡的案子，边区警戒升到了过去少见的高度。陈泊——多数人称呼他“布鲁”——从那一刻起就有种不踏实的预感：第三支暗线肯定已经摸进来了。
当晚，他照例去情报室核对各单位的来延名单。翻到毛主席翌日的接见表时，名字“田守尧”冷不丁跳进眼里。这位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陈泊并非完全陌生，但档案栏里“介绍信丢失”六个字让他皱起了眉。一次丢文档也就罢了，旅长身份、战区跨度、长途跋涉，再丢，未免太巧。
他立即给晋西北兵站拍电：三月到五月有没有“田守尧”一行？两小时后，电台回信，说压根没见过这路人马。陈泊心中那根弦一下绷紧。三个月的行踪空白，既像有人故意抹去痕迹，也像有人压根没走那条线。
第二天清晨，陈泊带着两名侦察员混进军委招待所的厨房，借洗蔬菜的空当观察所谓的“田旅长”。对方身形与照片相仿，可握筷子的手明显生硬——真正的田守尧出身行伍，筷子和刺刀使法近似，惯用左手；眼前这位却是右手夹菜。小细节往往要命，陈泊心里已经有数。
然而没有确凿依据，硬闯房间只能打草惊蛇。他取了条旧毛巾，抹把脸走向门口，口中假装埋怨后厨缺盐。两步间，他瞟见对方的作战地图，居然标着“冀东—香河”行军线。那是一条自1941年底就被日军封锁的枯线，新四军基本不走。陈泊心中叹了句“露馅了”。
6月21日午后，陈泊把情况向保卫部部长钱益民一口气说完。钱益民反问：“若真是死士，明天见面前动手，主席岂不危险？”陈泊回答极简：“今夜就收网。”一句话，堂屋里只剩文件纸张窸窣。
当晚八点，月色灰白。陈泊带队敲响了“田旅长”住处。门一开，他例行敬礼，对方回礼时右臂动作过大，露出袖口的小口径手枪握柄。再无多话，警卫员一左一右制住，缴械、搜身、戴镣一气呵成。“你凭什么抓我？”特务仍硬撑。陈泊冷冷一句：“真田旅长三月十七日已在连云港海面阵亡，你是谁？”话音落，假旅长额头出汗，一步也迈不动。
押解途中，招待所的伙夫追问“是不是误会？”陈泊没停步，只扔下一句：“保命不是误会。”不到两小时，突击审讯坐实：此人本名朱养浩，军统少校，奉戴笠密令冒名潜入，目标——在主席会客窑洞内引爆袖珍炸弹。计划若得手，边区最高首脑层将遭灭顶之灾。
真相一经公布，延安上下背脊发凉。谁也没想到，这名假旅长已在军委招待所混住五天，离主席不足十里。更惊人的是，他身边并无明显同伙，全靠一张伪造介绍信和精确到秒的情报流蛇行至此。若不是陈泊捕捉到筷子、地图这些碎屑，危险恐怕已爬上窑洞台阶。
消息传往中央社会部后，一位干部私下对陈泊说：“福尔摩斯这外号，你是坐实了。”陈泊笑笑，抬起那只残缺的左手：“少吹，这只手是送给我的提醒，松懈一次，就可能再少点什么。”
抓住冒牌旅长的余波未平，战时保卫处依旧忙碌。翻检刚截获的军统电文时，他们意外拼出一条更长的暗线：连云港一战后，军统拿到田旅长真实身份的皮包尸检资料，由此策划“弓-43”刺首行动。朱养浩是执行人，但幕后还有备用方案。陈泊带人沿着电报呼号查到安塞、宜川多处藏点，又连根拔起十余名暗哨，延安城区终于暂得安宁。
有人好奇，为何陈泊能在瞬息中分辨刀口兄弟与匿形敌手？答案埋在他崎岖的履历里。海南渔村出身，少年从军，远赴东南亚搞情报，失去左手、坏一只眼，逃亡中靠假冒国军残兵在上海街头乞食——这些经历练出一种近乎本能的警觉：凡细节不合常理，多半暗藏锋刃。
时间推回1939到1942年，他在延安已破“汉中特训班”案，端掉了五十多名潜伏特务；再早一点，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他躲医院、骗警署，只为接近出卖同志的叛徒。于是1943年这场招待所暗斗，对陈泊而言只是再添一笔，却分量极重——这一次，对面站着的是企图改变抗战走向的死士。
6月22日上午，毛主席依计划接见了真正的华中代表团。例行问训后，他笑着对警卫员说：“布鲁同志这回又救了大家的面子。”话音很平和，但在场的人知道，这声赞许多么笃定。延安需要枪，也需要眼睛，而陈泊恰好把两者合二为一。
日后，他奉调东北、华中、华南，专治特务、悍匪、黑帮。几百号暗线、上千种伪装，他都见过。可回忆延安那一夜，他常摇头：“要是再晚一刻，咱们的历史书都会改写。”说罢，他会把那枚缴获的袖珍炸弹模型放在桌上，碗口大小，却足以撼动民族命运。
1943年的警报早已解除，可在档案里，在几位老保卫干部的回忆中，那场静悄悄却惊心动魄的猎捕仍旧鲜活。它提醒后来者：越是烽火连天，越要守住暗处的门槛；越是胜券在握，越要提防对手孤注一掷。延安夜色清凉，但灯盏下的影子，总有人替我们看得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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