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4月已是中将军衔的吴石经何遂介绍和华东局领导见面，正式和我党建立联系，1949年8月福州解放前夕吴石赴台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和他接头的人正是何遂，此时何遂已经在台湾建立了东海情报小组，因为吴石身居高位，所以何遂本来只打算让吴石提供情报给他，不让他参与情报小组内其他事宜，何遂自己是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两人之间交往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没想到何遂的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任职的消息被保密局得知，身份暴露的何遂只能撤离，东海情报小组也就交给了吴石，此前吴石只需要单纯提供情报就可以了，现在他成了情报小组负责人，在获取情报的同时他还需要和交通员接头，对他来说暴露的风险自然也就大了很多。
东海情报小组有五人，除了吴石自己和一直跟着他的副官聂曦之外另外三人分别是交通员张灏、发报员刘慷福和译电员谢仲豪，张灏牺牲之前东海情报小组的安全性比较高，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是东海情报小组有自己的交通员，也有自己的译电员和发报员，独立性很强，和台工委的联系很少。
二是情报传递过程简单有效，吴石拿到情报后把情报交给交通员张灏，张灏直接让发报员刘慷福通过电台发给上级就可以了，也就是说之前的东海情报小组情报只经过三个人的手。
三是电台藏在轮船上，张灏是船上的大副，电台平时处于静默状态，只有紧急情况才启用。
东海情报小组内部单线联络且不允许横向联系，比如吴石只和张灏联系，他不需要认识发报员和译电员，刘慷福和谢仲豪是张灏的下线但两人彼此之间也不认识。
这样的运行模式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情报小组的安全，但这一切随着刘慷福叛变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刘慷福叛变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张灏和谢仲豪牺牲了，二是电台落入保密局之手，交通员的作用无可替代，所以张灏牺牲后组织上派朱枫赴台担任新的交通员。
朱枫和台工委接头后转达了上级要求台工委帮忙重建交通线的要求，等交通线建成之后她再去和吴石接头，其实从这一刻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吴石和东海情报小组暴露的伏笔，原因很简单，之前东海情报小组独立运行，和台工委几乎不发生横向联系，现在交通线都是台工委重建的，那也就意味着以后传递情报都绕不开台工委了。
台工委书记蔡孝乾把重建交通线的任务交给了基隆工委书记林义良，林义良为东海情报小组重建了一条海上交通线，这条海上交通线是如何运作的呢？
林义良找到自己的下线也就是一个在码头上卖鱼的老板，说组织上要建立一条海上交通线，需要他和老薛的船在海上进行接驳，也就是说情报是通过海上接力的方式来传递（有点奇怪的是难道台工委一部电台都没有吗）？卖鱼老板和老薛应该是在公海上交接情报，最后一个拿到情报的是老薛（老薛应该是华东局的同志）。
朱枫直接和蔡孝乾单线联系，她从吴石那里拿到情报后交给蔡孝乾，蔡孝乾再交给林义良，林义良接到情报后启动海上交通线，他先要把情报交给卖鱼的老板，卖鱼的老板开着自己的渔船和老薛的船在公海上接驳，最后再由老薛把情报送出去。
流程越简单越有效，接触情报的人越少越安全，之前东海情报小组接触情报的只有吴石、张灏和刘慷福三个人，现在这个传递情报的流程太复杂了，一条情报至少需要经过吴石、朱枫、蔡孝乾、林义良、卖鱼老板和老薛六个人的手（中间说不定还有其他人经手），除了吴石和朱枫之外其余四人只要有一人出了问题情报就泄露了，从一点来说吴石最后暴露其实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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