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荣耀】长治与1950年台湾“吴石案”的渊源|吴石案|朱枫|沉默的荣耀

首部潜伏台湾谍战剧《沉默的荣耀》，9月30日在央视开播，讲述中共当年潜伏在台湾的“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案，首次以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为创作背景，围绕1949年吴石奉命赴台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展开，讲述他在台期间多次向中共华东局传递关键军事情报的故事。

鲜为人知的是：这起“吴石共谍案”的“导火索”，就是从山西晋东南派遣到台湾的中共特工蔡孝乾。

惟一参加过长征的台籍党员

蔡乾，原名蔡孝乾(1908~1982年)，台湾彰化县人，曾用名蔡前、杨明山。蔡乾的祖先是郑成功带往台湾的300福建家族之一，祖父是私塾先生，父亲是米店账房先生。他还有一个双胞胎弟弟叫蔡坤。蔡乾自幼事亲至孝，除帮助父母料理家务外，还在上学路上捡拾田螺到学校请校工烧熟当午饭，尽量减轻家庭的负担。校长知悉他的孝行后，主动在他的名字中加进一个“孝”字，以此来彰显他的孝行。

上世纪20年代初，大陆对台籍学生提供优惠，学费低廉，手续简便，一些台湾学子纷纷到大陆上学。据统计，1920年之前，台湾留学大陆学生仅19人，但到1923年10月，已增加到273人。蔡孝乾在父亲和台湾文化协会的资助下，于1924年春来到上海求学。

1924至1925年，蔡乾在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读书，受到当时任教的瞿秋白、任弼时等人的影响，接触了马列主义，参加了进步组织上海台湾青年会，组建了新的旅沪台湾同乡会。1925年12月，他主持召开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1926年7月，蔡乾返回台湾宣传革命，帮助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左翼联盟。1927年2月1日，日本警察在台北逮捕蔡孝乾，11月释放。之后，蔡乾成为台湾文化协会机关报《大众时报》咨询、顾问和撰稿人。

1928年，蔡乾在上海参与组建台湾共产党。4月15日，当选台湾共产党(即共产国际领导的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中央委员、常任委员兼宣传鼓动部长，负责宣传部工作。随后，他在台湾建立支部。8月，为了躲避日本当局搜捕，蔡孝乾离开台湾潜至福建漳州。

从1929年2月起，蔡乾先后在漳州的石马(龙海)中学和龙溪中学断断续续教了几年书，还在诏安当过短时期的公路工程处临时职员。为了做台湾学生的工作，蔡乾曾在厦门住过一段时间。那时他与中共中央只有横的联系，在组织上直接受上海的台共总部领导。

1932年4月25日，红军攻下漳州后的第5天，地下党员李文堂邀请他去苏区工作。李文堂是海南人，海员出身，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央苏区执行委员，1930年，他曾以巡视员的身份与蔡乾接触过。在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安排下，1932年6月，蔡乾、李文堂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红色战士报》编辑，后在列宁师范学校任教，主讲社会学和土地学，后参加“反帝同盟”，负责殖民地人民部工作。

在瑞金的几年里，精通日文的蔡乾为周恩来翻译过日文本马列著作，如佐野学著的《国家论》，以及另外一本日文书——列宁原著《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1934年1月，作为台湾代表，蔡乾参加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二大”，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1934年10月，他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长征中唯一的台籍共产党人。

参加长征是蔡乾最大的资产，这使得他在后来得以脱颖而出，当上台湾地下党的最高领导人。

闻名山西的八路军敌工部长

1937年抗战爆发后，蔡乾随八路军总部赴山西抗日前线。9月，在平型关战役中，他用流利的日语对敌反战宣传，不仅令八路军前方指战员刮目相看，而且使日军惊叹不已。自此，山西上上下下、敌我双方都知道八路军里有一个“日本通”。年底，蔡乾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负责管理日俘和对敌宣传。

1937年11月4日，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来到山西阳泉火车站八路军总部视察，发现蔡乾等人正在研究日本人的文件，这些敌工部的工作人员都会讲日语，有的还是日本留学生，史沫特莱大吃一惊。蔡乾负责处理缴获的一切日军文件、日记和资料，也负责管理日军俘虏和对敌宣传工作。以后几天，史沫特莱和蔡乾等人同住黄土崖的一个山洞里。翌日，一个日军的汉奸翻译被抓来审问，该翻译是日本沈阳警察专门学校的毕业生，史沫特莱发现蔡乾义愤填膺，对这名汉奸颇为鄙视。

1938年，蔡乾任八路军民运部部长兼敌工部部长，在晋东南长治开展对敌斗争。后因我党保护特殊干部的政策，考虑到前线危险很大，而像蔡乾这样的人才太少，遂于1939年将他调回延安。

日本士兵田光繁于1938年8月29日夜在河北邢台附近被八路军游击队俘虏，不久被送到八路军政治部。他在1984年的回忆录中回忆道：“十分幸运，平时接触我们的八路军干部都是精通日语的知识分子，他们十分平易近人。其中，敌工部蔡部长是台湾人。”

调回延安后，蔡乾曾在《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上发表过《怎样进行敌军工作》《台湾的今昔》等文章。1941年10月，他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执委。12月在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联盟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同盟常委。他还是有20多名成员的“台湾独立先锋社”的负责人。

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

1946年夏秋之交，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刘晓任书记主持全面工作。3月，党组织决定将蔡乾和张志忠(化名杨春霖、老吴，台湾嘉义人，曾在抗大受训，新四军军官)等秘密送回台湾工作。5月，刘晓正式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台湾省工委。

中共中央任命蔡乾为工委书记，陈泽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洪幼樵任宣传部部长、张志忠任武装部部长。

1946年7月，蔡乾化名老郑，从上海秘密交通站返台开展工作。陈泽民化名老陈、洪幼樵化名老刘，是他最重要的两个助手。陈泽民在抗战前曾在上海左翼作家联盟加入中共，奉命随蔡来台时，已是有1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洪幼樵1916年出生于广东揭阳，1937年入党，曾在抗大学习过，抗战时在广东、苏北打游击，具有武装斗争经验。从此，蔡乾、陈泽民、洪幼樵、张志忠和林英杰五人组成台湾省工委，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五巨头”

离开台湾18年的蔡乾，潜回台湾后发现家乡物是人非，他对战后台湾情况十分陌生，只好侧重于联络老台共党员，建立组织。到1947年“二二八”起义前夕，台湾省工委只有70多名党员，弱小的台共在起义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948年5月，蔡乾赴香港，参加华东局主持的关于台湾工作的会议。会上，蔡乾受到批判，说他在“二二八”起义中作风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犯有主观主义错误，未能将毛泽东思想与台湾具体情况相结合。蔡乾返台后，台共组织发展迅速。在台工委的领导下，发动了彰化永靖乡的农民减租斗争、台北机务段员工运动，以及1949年3、4月的台大与师范学院的学生运动等等。此阶段，蔡乾的主要工作是配合中共解放台湾。

1949年4月6日，台大学生与台北警察发生冲突，即“四六学潮”。7月，台北邮政局员工发动请愿风潮，国民党断定幕后有中共地下党在策划。

此时，蔡乾领导的台湾省工委，一面采取合法统一战线，将组织渗透入国民党党政军宪特机关内部，发动工潮、学潮，引起台湾动荡，以孤立国民党的统治；一面采取游击战，利用台湾人民仇恨国民党的情绪，在各地建立武工队，发动起义，夺取政权，来达到推翻国民党统治的目的；同时积极发展党组织，壮大队伍。蔡乾还亲自拟定了开展高山族工作的具体方针，强调分化、争取两手策略。

截至1949年，蔡乾已经在台湾发展中共党员1800人，如果再加上可以动员的外围组织、普通群众，例如“高山族”、“三七五减租佃农互助会”等，蔡乾可以掌握的群众将达5万人。可以想象，如果不出事，这5万人，一人发展1个，就是10万人。如果10万人再发展，那必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所以，1949年，中共台湾省工委向各级地下党组织下达工作方针：一切配合解放军作战。毛泽东主席也在这一年的3月22日通过新华社发出社论《一定要解放台湾》。该稿登出的当日，毛泽东就与中共中央机关乘车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腐败导致的被捕与叛变

1950年，蔡乾在台湾被捕，不久叛变，从而导致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几乎全军覆没。国民党破获中共台湾地下党，是从破获中共台湾省工委地下出版物《光明报》开始的。1948年8月，国民党在基隆中学发现该报，又发现基隆某公司职员王明德邮寄过该报给女友，因此，秘密逮捕了王明德。王叛变，国民党保密局顺藤摸瓜，1949年11月，密捕了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陈泽民。在破获基隆市工委支部时，国民党特务获悉台北市大同中学女教师季云与老郑(蔡乾)有组织关系，继而将蔡乾抓获。

其实在此之前，蔡乾就被国民党保密局盯上了。蔡乾从艰苦的延安返台后，因当地日本经营的基础，在经济水平上远高于大陆，他便迷恋上奢华的生活，热衷于联络上层工商人士。特别是原为上海女工的妻子去世后，他便同年仅14岁的妻妹马雯娟同居。马雯娟生活奢侈，钱不够花，蔡乾便挪用组织经费。进入1949年后，蔡乾竟向岛内一些企业家炫耀自己的中共身份以索要赞助，并声称若给赞助则解放后必予关照。似这般张扬迟早会被敌特发现，他的被捕虽出于偶然，然而历史的偶然性恰恰寓于必然性之中。

蔡乾落入特务手里。被捕最初几天，保密局特务对他进行一连串侦讯，但是，他毕竟久经阵仗，对特务的问话，总是不着边际地兜圈子。国民党保密局叶翔之对他没有用刑，而是劝诱，7天后，蔡乾答应合作。当时，从蔡乾身上搜出的一张10元新台币上有两个地下工作者的电话号码，一个计小姐(马雯娟)，一个是朱枫，蔡答应打电话诱捕他们。叶考虑到蔡可能借机逃脱，所以对蔡直说：“你的资格这样高，我们自然不会为难你，但希望你能合作，不要逃跑，跑不掉的。再抓回来，那就由不得我们了。”蔡满口应承，待走到一处黑暗的转角，他冷不防窜进一家木材行，尾随特务赶忙冲进去追捕，可他早已在暗夜中无影无踪。

蔡乾第一次逃脱后，保密局特务侦悉，蔡乾藏身在老台共黄天家里，立即赶赴黄家抓人。蔡乾警觉到台北不宜久住，已早一步搬走，特务埋伏在黄天住处数日，没抓到蔡乾，却抓到了黄天。黄天挨不住酷刑逼供，终于招出蔡乾的落脚处。于是，蔡乾第二次被捕。

这次，特务酷刑侍候蔡乾，他的嘴巴、鼻孔、眼角喷出了鲜血，发间也渗出血水，不断沿着额头流出来。尽管如此，蔡乾仍然扛着。国民党于是将一个小特务以小偷小摸的名义关进蔡乾的牢房策反蔡乾。小特务对蔡乾百般伺候，渐渐取得蔡乾信任。临出狱前，小特务问蔡乾有什么需要捎的口信，蔡乾便托他寻找小姨子马雯娟的下落。自此，国民党一下摸到蔡乾的软肋，抓到马雯娟很快将其劝降，并把她送进蔡乾房中，蔡乾因此叛变。蔡乾的叛变导致台共高干大部分被捕，台湾左翼机关纷纷被破坏，造成中共台湾省工委会成立以来的一次毁灭性打击，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直接造成我党在台湾的1800多名地下工作者被捕，3000多人被枪毙，8000多人被判10年以上的重刑，此即台湾历史上的“扑杀红色时代”的白色恐怖。

蔡乾的叛变还致使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国防部高参陈宝仓中将、国民党东南行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聂曦上校(吴石副官)等地下党和我党地下党员女交通朱枫被捕。

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临刑前从容吟诗提笔写下：“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旁边是他的女交通员朱枫。

吴石（1894~1950年），福建闽侯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国民党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任国防部参谋次长。

朱枫是浙江镇海朱家四小姐，曾在新四军中工作，吴石参加中共是她做的工作，赴台后她受上海刘晓书记单线领导。朱枫被捕后吞金自杀未遂。不久，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均被敌人杀害。此即轰动海峡两岸的“吴石间谍案”。

令人深思的太行之耻

造成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中共高级特工被捕遇害，致使中共台湾地下党组织瘫痪的蔡乾，抗战时，曾先后在山西省左权、潞城、武乡，以及河北省涉县一带工作，参加过平型关、响当铺、神头岭等战役

蔡乾叛变后，和他同时被捕的张志忠、陈泽民、洪幼樵等同事曾在牢房里集体批斗蔡乾。张志忠指着蔡乾破口大骂，指责蔡乾生活腐败，诱奸14岁的妻妹马雯娟，侵吞工作经费10000元美金，天天上台北最贵的西餐馆吃早点，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厅吃山珍海味，吃过晚饭后上永乐町看戏，完全是一副资产阶级的嘴脸，竟然还在会上会下多次强调反腐败，教育大家做廉洁奉公的好干部。

以隐蔽战线最基本的常识判断，蔡乾的作为确实存在着多项致命的缺点，如果张志忠等人对蔡乾的指控属实，蔡乾不仅没有资格领导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工作，他甚至连当一个普通党员的资格都不够。

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潜伏台湾的中共特工被捕后英勇就义。其中，中共基隆工委钟浩东的太太蒋碧玉临刑前讲过一句话:“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难逃一死，但是，我们能为伟大的祖国在台湾流第一滴血，我们将光荣的死去！”两相对照，蔡乾这类说一套做一套的党员干部是何等可耻

据国民党军统特务、台湾前保密局侦防组长谷正文晚年的回忆，保密局是从 1949年8月爆发的《光明报》（革命刊物）事件一路查到蔡孝乾。谷正文称蔡孝乾虽身居高位，但无志无用、生活奢靡，频频穿西装、吃牛排、上剧院，姘居妻妹马雯娟。当《光明报》一案快要追查到他的时候，1950年1月29日深夜，本应转移的他，居然偷偷回家，想把小姨子带走，结果被蹲守的特务抓捕。谷正文在评论蔡孝乾领导的地下党时认为，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败，除了组织成员过于乐观，以致行迹过于暴露之外，它的领导人蔡孝乾的浮奢个性更是一个严重的致命伤。谷正文说“如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初，共产党派来台湾领导地下党的人，能有几分周恩来或者罗荣桓的才气，那么国共在岛内这页隐蔽战线斗争史，恐怕要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