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乾隆四十九年，这一年对于大清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中美首次开始直接贸易，“中国皇后”号商船自纽约抵广州，打破英国贸易垄断。乾隆开始第六次南巡，同时《四库全书》编纂完成，但实际上还有一件大事，此事影响极为深远，只不过是当时并没有引起乾隆以及高层的关注罢了。

这一年的六月，英国商船 “休斯夫人号” 驶入中国广州黄埔港。“休斯夫人号”在未等到港口官员同意的情况下，该船便擅自鸣放礼炮意外击中国方驳船，导致两名中国人死亡，而英国炮手随即逃逸，广州知府得知情况后，立即要求英商馆交出嫌犯，但被“休斯夫人号”船长断然拒绝，于是衙门拘捕英商馆大班史密斯，并派官兵封锁商馆，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两日内若不交人，将断水断粮、停止贸易，禁止所有英国商船离港，且派兵强行登船搜查”。

“休斯夫人号” 命案发生在大清境内，自然得按照《大清律》处理，依《大清律例》，“鸣炮误伤” 属过失犯罪，罪不至死，不过杖责或流放。而且论律例中明确指出：“化外来降人犯罪者并依律拟断”，意思就是如果是涉外案件地方官员无权擅自裁决。因此此案最后呈现在乾隆眼前。

乾隆的很快就下发谕旨：“以夷法处之，自应一命一抵”。乾隆没有按照《大清律例》中过失杀人的量刑原则，而且坚持 “华夷之辨” 的双重标准。直接判处英国嫌疑人死刑，明明有法可依，却要以圣旨凌驾于律法之上，清代 “人治大于法治” 的司法缺陷在此案中暴露无遗。

乾隆这么干的原因就是对于之前英国人在大清走私鸦片的不满，在乾隆看来，这些夷人违背清廷对外贸易的垄断规制，这是对 “天朝上国” 权威的冒犯，现在又出现人命案，若不从严处置，“天朝威权” 将荡然无存。

因乾隆谕旨，两广总督孙士毅派兵封锁英、法、荷等国商馆，并断水断粮施压。英方被迫交出一名印度船员顶罪，该船员随即被处决，清政府还强制外国商人观刑，颇有杀鸡儆猴的意思。

而乾隆这么干的源头，源自乾隆八年，乾隆处理澳门华洋命案。乾隆意思很明显，第一，明确司法主权，规定澳门 “夷人” 杀人若拟判斩绞，须由中方主审，澳葡仅能配合，第二，华人杀 “夷人” 可从轻发落，“夷人” 杀华人则必须从严抵命。为此刑部制定《乾隆九年定例》，规定澳门涉外命案由粤地官员与澳葡 “会审”，中方掌握最终审判权。此举虽否定了葡萄牙的 “治外法权” 企图，却也因司法不公与程序非正义的隐患。这为后来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要求 “治外法权” 留下了口实。

西方国家指责满清朝司法的双重标准，斥之为 “野蛮”，却对自身的不公却避而不谈， 从葡萄牙到英国，无不希望在大清境内拥有 “治外法权”，这是乾隆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的，西方列强也许会会暂时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势必反扑。

在英国人看来，误伤致死若死者为华人，“夷人” 需 “一命抵一命”；若死者为 “夷人”，华人却仅需流放或 “斩监候”。英方据此指责清朝司法不公，而“休斯夫人号” 案未经正常司法程序便处决嫌犯，违背 “斩监候” 惯例。

在“休斯夫人号”此案中，东印度公司的态度颇为暧昧：既想维护现有商业利益，又受制于中英法律冲突与殖民扩张需求。事件初发时，广州商馆主任威廉・皮古第一时间将炮手亨利转移至澳门，拒绝交人，在皮古看来 “英国士兵不应受中国法律审判”。“休斯夫人号”原本要驶离黄埔港，因清军封锁港口才未能实施。

东印度公司对满清封锁商馆的施压手段，更被他们视作 “野蛮”。但需注意的是，公司的抗议仅针对法律冲突，而非 “自由贸易”。因此，当清廷切断贸易、围困商馆后，东印度公司为恢复贸易，被迫交出一名印度人当替死鬼。而清廷对此毫不在意 ，不问真假，只要就人抵罪就行。

等到了嘉庆十二年，又爆发更为严重的 “海王星号案” 。这一年的2月24日，英国商船 “海王星号” 的 52 名水手，在珠江北岸 “十三夷馆” 附近的新豆栏街饮酒后，与当地民众发生冲突。为避免事态扩大，广州地方衙门将水手限制在商馆内，但广州老百姓成群结队向商馆投掷砖石，双方再度爆发群殴，在此期间老百姓廖亚登在斗殴后在26日夜因伤死亡。

27 日清晨，“海王星号” 船主巴厘臣向奉命统摄广州贸易大班事务的 “特选委员会主席” 剌佛报告廖亚登之死；廖亚登亲属也向当地县衙报案 ，意思就是“夷人” 伤毙华人，要求衙门当拘凶抵命。

随后广州知府要求英方交凶偿命，却遭 “夷馆” 拒绝。英方援引原本仅适用于澳门的《乾隆九年定例》，要求粤省官员允许 “会审”。广东巡抚衙门不予理会，当即禁止 “海王星号” 卸货交易，并逮捕保商卢观恒（卢家是担保商，需承担连带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英方被迫同意接受审讯，但提出审讯需在英人商馆进行，由英方设立 “夷馆法庭”，行使 “审判权” 与 “会审权”，以中英双方会审方式审理 52 名水手。令人意外的是，广东巡抚竟史无前例地同意了这一要求 —— 究其原因，“海王星号”，属于民事纠纷。

当年年 4 月，“夷馆法庭” 开庭三日，设六位主审官，九位陪审员：右侧四位为中方陪审员，左侧五位为英方陪审员，其中一位青年便是乔治・斯当东。他是此次会审的中英双语翻译 —— 正是他的存在，让中西法律在庭审中得以 “融会贯通”。

斯当东以翻译身份参与案件交涉，他对《大清律例》的研究颇深。而且开始翻译《大清律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表示，一方面肯定《大清律例》的 “条理性与逻辑性”，另一方面抨击其缺乏 “个人自由” 与 “程序正义”。

因此，当 “海王星号案” 爆发时，斯当东已熟稔《大清律例》，并将其用于庭审博弈：既以 “证据模糊不可信” 为由拒绝交凶，又借 “会审” 机制将清代司法从 “刑法主导” 转化为 “礼法调和”。此次 “夷馆法庭” 呈现出鲜明的 “中西合璧” 特征：公堂上无任何刑具，原被告无需跪于跪石之上，52 名涉案水手五人一组被传唤到庭，站立接受讯问，其余人在旁等候；三名衙役肃立堂侧，中英双方各设一桌记录庭审，各派书吏以各自母语记录过程。庭审现场约有 300 名旁听者，最终，这场会审以 “中英双方满意” 告终。

最后“海王星号案” 能达成这一结果，主要是因为满清认为此事属于民事纠纷而非国体冲突、在这一点上与东印度公司的“利益”是一致的，更关键的是，斯当东英对《大清律例》的熟悉运用。案件最后处理结果上奏嘉庆帝御览。当年12月6日，嘉庆帝降旨：“刑部议奏”。12月8日，嘉庆的谕旨抄交刑部，题本竟简化为：“夷人压核扇，因在楼支开窗扇，木棍滑落，棍头碰伤民人廖亚登身死。”

案情越往上递，越显 “大事化小”，这是 “讲政治” 的体现：在皇帝眼中，廖亚登之死不过是意外 ，维护广州的稳定才是关键。最终，此案以 “罚银 14 两” 了结，既给了东印度公司体面，也维护了英国皇家海军的颜面。但背后却是担保人卢观恒花费五万两银子，用于收买死者家属与证人、打点从南海县到广东督抚），确保各方满意。

而这在皇帝看来，它只是针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手段，但目的都是为了一个，那就是维护天朝上国的体面。满清并不认为自己退让了主权，甚至不认为自己做了多大的让步，两者的区别，并不取决于国际政治和国际法，而是取决于清廷自己的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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