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在阵地上高喊“向我开炮”的画面，至今让人热血沸腾。
但你知道吗？在真实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也有人喊出了同样的一句话。
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开国将军李德生的儿子李和平。
他真的在战场上，冒着敌军炮火，冲进阵地，吼出了那句惊天动地的“向我开炮！”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又是怎样的经历，让一个将门之后甘愿冒死上前线？
虎父无犬子
北方的一个普通院落里，李和平正弯着腰，一颗颗将南瓜籽从瓜瓤中挑出，小心晾晒在破旧木板上。
那是他母亲吩咐的，说晒干了还能煮汤。
那年，李和平不过十岁，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家里吃饭要靠口粮票，粮食远远不够，南瓜成了维持全家温饱的救命之物。
让人意外的是，和平的父亲李德生，此时已经是军级干部，却依然带着孩子们一起开荒种地。
他不曾仗着身份去要一袋额外的粮食，不曾为家中孩子的学业谋过任何“后门”。
和平也记得父亲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准搞特殊化！”
这话不是在台上讲的，是他在吃饭抢菜的时候、在抱怨鞋破的时候、在想去看电影的时候，被父亲一遍遍斥责时听到的。
而这种不准搞特殊化，是源自李德生骨子里的信念。
他是跟着红军走出来的人，早在1930年就投身革命，打过鬼子，熬过长征，枪林弹雨中走了几十年。
可在家中，他鲜少谈战事。
和平有一次听母亲闲聊，才知道父亲曾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担任上甘岭战役的前线总指挥。
那是一场用生命堆出来的胜利，而他从未在饭桌上提起过。
但在孩子们的成长过程中，李德生却从不放松一分一毫的要求。
和平年少时，有一回在院子里和邻居孩子打闹，被对方骂作“将军儿子耍威风”。
他心中又羞又恼，回家哭了一场，李德生看着他只说了一句：“你要是将来能像我当年那样自己上战场打出来的身份，自然没人敢说你耍威风。”
这样的家庭氛围，也让和平从小明白，靠父亲的肩膀走不长久，真正能立足的，是自己的脚。
同时，他没有享受高干子弟的优越，却得到了最坚实的价值观：吃苦不是羞耻，是通向尊严的路；不搞特殊，不是落后，而是担当的证明。
八年磨剑
李和平高中毕业时，父亲李德生正是炙手可热的军中大员，位列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领导核心。
但就是这样一个背景显赫的少年，却没有一纸调令、没有一封推荐信，更没有人替他说情。
他只背着一个帆布包，像无数普通青年一样走进了军营。
部队的人其实都知道他是谁的儿子，只是没人敢提，更没人敢对他“另眼相看”。
这不是因为忌惮他的家庭，而是因为知道他父亲那一套“绝不许特殊化”的钢铁规则，于是，连照顾都变成了一种奢侈。
李和平分到了连队最偏远的一间兵舍，他和战友们一块端盆子、站岗、训练。
所有流程一个不落，甚至有时还得额外多扛几公里的行军包。
部队的党支部曾在第三年评定党员发展对象时，排长曾悄悄向指导员提议李和平，说这孩子老实、能吃苦，还从不向人提起自己父亲的名字。
但消息传到团政委那儿，却被驳了回去，理由很简单：因为是“李德生的儿子”，所以更不能走得太快。
结果，李和平整整熬了四年，才戴上了那个小小的党徽。
提干的过程更加漫长，他的老连长，带了四个兵，其中三个在五年内提了干，只有李和平始终是个排头兵。
李和平在基层连队整整干了七八年，从兵头将尾到带新兵，从扫厕所到打报告，每一步都是靠实打实的苦干累撑出来的。
结婚那年，他已经是营长了，工资只有五十多元，扣掉食宿和日常开销，手里剩不下二十块。
他鼓起勇气想向家里借三五百块置办婚事，毕竟在当时，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结果父亲听说后，给他写了唯一一封批评信，信里说：“军人要朴素，办喜事不该像商人一样讲排场。”
于是，李和平的婚礼，只请了一位父母的老战友，摆了一桌家常饭，连烟酒都不敢铺张。
新婚礼物，是则父母送来的两床被褥。
有人说他傻，也有人说他拧，但李和平从不后悔，尽管父亲从未为他走过一丝捷径，却在精神上，给了他一座永远无法绕开的高山。
这八年的磨炼，也是李和平人生中最沉重、也最宝贵的阶段。
请战前线
1979年，越南的挑衅愈演愈烈，我国还击，对越自卫反击战一触即发。
此时，李和平已是12军36师106团的副团长，他主动申请说要带队上前线！
几日后，批文下来，他如愿奔赴广西前线，随106团进入敌占区最前沿。
行军路上，山道崎岖，通讯设备不畅，越军狙击手三天两头埋伏在密林之间。
部队走一步，敌人暗藏的地雷就可能炸响一步，就在这样的压力下，李和平没有一句怨言，甚至比任何人更早起床、更晚熄灯。
夜里睡觉他从不脱军靴，总是背着地图翻阅敌军布防图，还亲手画了十几份突击路径图贴在指挥帐篷里。
战争进入第二周，12军奉命攻打越军防线重地，一道代号为“A型工事”的据点成了所有人的梦魇。
这个阵地位于山顶，依地势修建了层层掩体、反坦克壕与暗道，是越军整个战线上的咽喉。
几支部队轮番进攻皆未成功，有的连队刚冲上半坡就被迫撤退，伤亡惨重。
在军事会议上，当师部点名寻找新的主攻部队时，李和平站了出来：“让我带106团突击队去！”
攻坚那天，李和平一马当先，亲自带领突击分队沿着山路缓慢推进。
越军早已设好火力交叉点，几乎没有死角，李和平却没有一点畏惧，他命令分队前压，然后弯腰冲到前头。
他身上的钢盔被擦弹击歪，军装前襟早已沾满泥浆和血水，但他没有丝毫停顿。
炮弹炸开了一处防线，李和平一头扎进了越军掩体，他手中的冲锋枪将三个敌人击倒，但紧接着便遭遇反扑。
他伏在塌陷的壕沟内，听着耳边敌人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咬牙拔出匕首。
这一刻，他不是副团长，也不是“将门之后”，只是一个赤裸站在死神门前的中国军人。
交战至夜幕，突击队终于炸毁了“A型工事”的主支撑点，阵地告破，敌军开始溃退。
这一仗，他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全军上下的信服与敬意。
“向我开炮”
战斗打到第四天，越军的反扑炮声不绝于耳。
而李和平所在的106团刚刚啃下越军“A型工事”这块硬骨头，阵地尚未稳固，战士们还未来得及轮流休整，越军就以三个连的兵力从三面包抄而来。
李和平却没有惊慌，只是立刻蹲下在泥地上用刺刀画出一条简单却精准的防线。
他已经看出，对方意图极其明确，趁我军立足未稳，一举夺回被占阵地。
如果让敌人得逞，整条防线将前功尽弃。
战斗开始，他迅速组织部队进入防御状态，将尚有弹药的士兵分批安排进主阵地，安排机枪点瞄准敌人可能推进的路线。
敌军推进迅速，李和平指挥几组战士反复变换射击点，试图打乱越军节奏。
可敌人战术老辣，炮兵火力也接踵而至。
援军短时间内无法赶到，通讯线路也时断时续，整个突击队，此刻像是被封在山坳中一只无援的拳头，随时会被敌人压扁。
这时，李和平看了一圈战士们，有人中弹，有人还在死命装填弹药。
他猛地一挥手，大吼：“所有人，进掩体！进入越军的地堡，隐蔽！”
几秒后，他们迅速冲进掩体中，李和平却没有躲，他冲向山腰处被炮火摧毁的一处老工事。
那里有一个被遗弃的无线电中继点，仍旧能连通后方炮兵阵地。
他抓起步话机，对另一头说：“106团突击分队请求炮火覆盖！坐标×××，重复，坐标×××，立刻射击——”
无线电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问话：“坐标范围覆盖你们当前阵地！请确认——是否要火力打击你们自己？”
那一刻，李和平吼出四个字：“向我开炮！！！”
几分钟后，炮火应约而至。
一枚枚炮弹精准砸向阵地周边，越军显然没想到，被围困的我国士兵，竟然敢引导炮火打到自己头顶。
敌人的突击队顷刻间溃散，有人被炮火直接撕裂，有人抱头逃窜。
躲藏在掩体中的李和平，身体被震得麻木，耳膜几近破裂，可等炮火稍停，他第一个冲出掩体，手握步枪，大喊：“出击——反击——！”
突击队的士兵们像被重新点燃的烈火，一个个从掩体中冲出，在残余炮火的掩护下猛扑向敌人残阵。
他们高喊着口号，像潮水一样扑向溃逃的越军，一寸一寸夺回被炮火削平的高地。
阵地最终稳住了，李和平的身影也倒在了冲锋线后，他的小腿中弹，肌肉被炸裂，战友们将他抬下时，他已经昏迷不醒。
这场战斗之后，他被确认为一级伤残，但也因这场关键的反击，荣立战功，被提拔为36师副师长。
更重要的是，他那一句“向我开炮”，传遍了整个战区，成为对越反击战中最具震撼力的军人瞬间。
李和平没有在父亲的光环下寻找庇护，而是在一寸一寸的枪林弹雨中，为自己劈出了一条真正属于军人的血路。
他那句“向我开炮”，不是喊给战友听的，也不是喊给敌人听的，而是喊给命运、喊给祖国、喊给那些在战场上默默牺牲却从未留下姓名的战士们听的。
这一仗，他也告诉世界，虎父无犬子，红色家风从不靠言传，而是靠一代代人以命续写。
如今。我们享受着的和平，正是像李和平这样的军人们，用生命和信仰为我们守住的岁月静好。
向这样的军人，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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