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世愉研究员在科举与土司制度领域耕耘了三四十年,成果丰硕。退休后,他仍然笔耕不辍,拓展了土司研究的领域,并且着力培养后继人才; 除了进行学术研究外,他还在历史学的普及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掀起了土司研究的热潮, 为国家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贡献了一份力量。我刊特访李世愉研究员,请他畅谈科举和土司制度多年研究的心得, 以及今后深化相关研究的新思考。
对科举与土司制度的耕耘及新思考——访李世愉研究员
一 、重视对典章制度的研究
徐 :李老师,您好! 受《中国史研究动态》委托, 我们对您进行一次学术专访。我们知道,您在科举与土司制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而在 40 年前, 这两个课题还都是冷门,您是怎么进入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呢?
李 :谢谢你对我的采访。不错,正如你所说,早年,科举制度、土司制度是少有人问津的, 的确是冷门。我是恢复高考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的第一届研究生,师从商鸿逵、许大龄,攻读明清史。两位老师告诫我们, “读史先读志”, 即要重视典章制度。商鸿逵老师一再叮嘱我们,写文章一定要选别人没有做过的题目。当时的经济史、文化史很热,而我在中学时代看过许多反映西南少数民族生活的电影,如《芦笙恋歌》《山间铃响马帮来》《勐垅沙》等,对西南少数民族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因此我就选了一个少有人做的课题即土司制度作为硕士论文的研究方向,具体研究的是雍正王朝的改土归流。毕业之后继续做土司制度研究。
做科举研究有点偶然 。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阅读了商衍鎏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 对清代科举制度的了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 不过当时并没有研究这一课题的打算 。1983 年初, 商鸿逵老师组织编纂《清会要》, 嘱我负责学校、科举编,这时我才开始接触有关清代科举方面的文献资料。不料,工作刚起步,老师竟于当年 11月遽然长逝。1984 年,又由王锺翰继续主持编纂工作。两年后, 因经费、出版等方面的问题, 《清会要》的编纂搁浅,我也没再继续做下去,一堆资料一直放在书柜里。1992 年,在国家教委 (后改为教育部) 考试中心杨学为主任的全力支持下, 制定了“中国考试史研究”这一重点研究项目,其内容包括历代考试资料汇编、中国考试通史、中国考试大辞典, 旨在为当时各类考试提供借鉴。为此, 考试中心组织了全国的科研力量,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经费。当时,考试资料的清代卷由王戎笙负责, 因为他了解到我曾参与过《清会要》科举编的编纂工作,所以邀我参加, 由我负责《清实录》、清代政书、清人笔记三方面文献中科举资料的收集与标点。于是我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清代科举制度的史料, 同时也确定了准备研究的课题。这样,我又开始了对科举制度的研究。在我们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 (九卷本) 出版前, 我的第一本有关科举制度的论集已经问世, 即《清代科举制度考辩》, 收入了我的《释廷试》《童生试中的审音制度》《搜落卷制度初探》《复试制度研究》《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等 10 篇文章, 这些都是我在上述收集资料的过程中确定的研究题目。
徐 :李老师,我们知道,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以后,一直参与《中国历史大辞典》的编纂,在这期间, 您还不断有关于土司制度的文章发表,像《试论土目内涵的演变及其在土司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土舍考》 等, 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解决的难点问题。其后又出版了《清代土司制度论考》,被土司学界视为非常有影响的专著之一。后来您转向研究科举制度, 同样有众多成果, 除了参与编纂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中国考试通史》, 您还主持了《中国考试大辞典》的编纂。2003 年, 您还承担了国家《清史》工程《科举志》的撰写, 而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像《清代科举中额的分配原则及政策导向》《分地取士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废科举对乡村教育落后的影响》等。可以看出您始终坚持制度史研究,在这期间,您有过枯燥的感觉吗?
李 :我一直记着一句话:坚持数年,必有好处。我既然选定典章制度的研究,就一定要坚持下去。实际上,典章制度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很吸引人的。每当我解决了一个难题之后,都会感到无比兴奋,如对科举中审音制度的研究,对搜落卷、发领落卷制度的研究,土司制度中专用名词术语的考释,等等,每篇文章写好后都会有一种成就感。
徐 : 您从研究土司制度转向科举制度以后 , 很长一段时间很少再见到您有土司方面的研究成果 。后来是什么机缘促使您又进行土司研究了呢?
李 : 2009 年 , 广西忻城县 ( 明清时期是忻城土县) 召开土司文化研讨会 , 因为原来的土司衙署办成了土司博物馆 ,需要学术界支持, 以扩大影响,有人推荐我参加。我曾在中央电视台10频道看到对忻城土司衙署的介绍,也很想去实地考察。当我走进忻城土司衙署时,感到很震撼,难怪当地人称之为“壮乡的故宫”。当地政府及文化工作者对土司研究的迫切心情,让人难以拒绝。况且土司制度对中国古代边疆的治理、开发,对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巩固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土司制度的现实意义极强,于是又唤起了我对土司研究的兴趣。同时我承担的科举项目已经基本完成,于是又转回了土司制度研究。不过,这次不是单纯地研究土司制度,而是科举、土司两项制度一起抓。例如 2012年,我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这一课题,任首席专家, 同时又于2020 年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委托项目《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科举和土司是两个对现实都非常有意义的制度,我都感兴趣。
徐 : 看来您研究科举制度 、土司制度 , 除了对典章制度的重视外 , 更有对现实的关怀 。您是否认为这也体现了史学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李 : 的确是这样。我研究科举制度、土司制度,就是要尽量为今天的各级考试,以及民族地区的建设、发展提供借鉴。这也是我们史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在选题时我特别注意这一点。如《分地取士是科举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不准临场条奏—清代保持科场稳定的重要举措》《清代科举经费的支出及其政策导向》等都是针对现实需要所撰写。我承担的委托项目“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就是现实意义非常强的一个课题。我和课题组成员贺晓燕有一个阶段性成果《从制度建设看科举制度的历史意义》在《光明日报》发表,反响很好,《新华文摘》给予全文转载。2014 年, 为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我特意写了《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一文。2015 年, 土司三大遗址申遗成功,我专门写了《土司文化遗产的独特魅力》,引起很大反响。正是因为有这种为现实服务的责任感,才使我对典章制度的研究一直坚持了下来。
二 、典章制度研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徐 : 您坚持 40 余年从事典章制度的研究 , 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一定有不少宝贵的经验 。您认为哪些方面是不能忽视的? 又有哪些心得?
李 : 我认为对典章制度的研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 , 这里既有史学研究的通行原则 , 也有典章制度本身的特点 。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清楚 , 不论是典章制度还是其他领域 ,只要是研究历史,史料是必不可少的。所以研究典章制度要下死功夫读书,广泛收集史料,认真研读史料,没有捷径可走。实际上,从事典章制度研究是比较苦的,不是随便看点史料就能得出结论的。譬如研究清代科举制度, 《清实录》《钦定科场条例》《大清会典事例》这些最基本的史料都是必须阅读的。尽管有些制度的记载相对集中,如《钦定科场条例》,但不是仅靠这一部书就能研究科举制度的,一部书是远远不够的。有些制度,如土司制度的史料就不那么集中,我们要广泛收集档案、实录、方志、文集、笔记、碑刻,甚至包括来华外国人的记载同样不能忽视。总之,研究典章制度在史料收集上是不能马虎的。我读研究生时研究土司制度,发现“土舍”一词,不知该作何解释,本想写一篇《土舍考》,但因当时史料收集不足,不敢妄下结论。直到毕业 10 年后,查阅了近200 种文献, 才敢下笔,终成《土舍考》(《商鸿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5年) 一文, 阐述了土舍在不同时期不同语境下的三个内涵。
另外 ,从我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看,要真正研究好典章制度绝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制度的简单描述上,然后做个总结。这种做法太浮浅,难以令人信服。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它发生、发展的轨迹。因此,对于制度的研究也应体现出它固有的动态特征。所以我一直主张,研究任何一项制度,包括它的某项具体措施,都要搞清楚为什么会制定这样一个制度或措施,执行情况如何,有什么变化。特别是一个制度的变化,我们不能只叙述它的变化情况,而一定要找出变化的原因。这样的研究才能深入下去,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我本人的研究就坚持了这一点,例如《清代土司制度论考》一书即坚持对清代土司制度进行动态的考察,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清代土司制度的几个特点—体现了土司制度的衰落、体现了流土一体化的趋势、体现了国家治理的进一步加强。此外,对制度的研究一定要关注制度的执行情况,如果不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梳理,就不可能对这一制度做出客观中肯的评价。如《搜落卷制度初探》 (《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沈阳出版社,2005 年) 一文, 旨在研究清代科举制度中特有的一项制度—搜落卷,这是保证公平取士,不致遗落佳卷的重要举措。文章除了详细阐述搜落卷制度的形成、调整、变化,还重点考察了它的执行情况。这是清政府要求严格遵循的一项制度,乾隆三十三年还特别规定,各省乡试主考官在“试竣折”内必须阐明这一制度的执行情况。左宗棠等一批优秀人才正是通过搜落卷而取中的。因此,该文对搜落卷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认为它是清代保证公平取士的重要举措。
徐 :是的,我们读您的书和论文, 感觉很有兴趣, 不管是土司制度还是科举制度,在您的笔下都是那么吸引人,像听您讲课一样,娓娓道来, 引人入胜。现在有些青年学生不喜欢学习典章制度,也不愿意研究典章制度,认为枯燥无味。
李 : 这种情况可以理解 。有些青年学生 , 包括研究生不喜欢学习典章制度 , 认为枯燥无味 ,实际上是因为某些教材或书籍只是简单列出制度的条文, 自然不会引起他们的兴趣。所以我认为,对他们要多引导,让他们了解“读史先读志”的重要性,同时也要让他们了解制度创立、变化的深刻的历史原因, 以及实施过程中在社会上带来的各种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使僵死的制度研究“活”起来。实际上,典章制度研究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三 、推动科举与土司制度研究走向深入
徐 :李老师,我们看到,您退休之后主持的课题更多了,研究成果越来越多。而这些论著充分体现了您扎实的学风和前瞻性的眼光, 受到土司与科举研究者的高度赞扬。至今,您研究土司制度已有40 余年,研究科举制度也有 30 余年。您能谈谈这么多年来您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耕耘吗?
李 :先说科举制度的研究,我有两本论文集, 即《清代科举制度考辩》《清代科举制度考辩 (续)》,共收专题论文 22篇, 这些题目如《释廷试》《试论明通榜》《两次大规模增广学额之比较研究》《考差制度初探》《应重视对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科场中的谎报年龄现象》等,都是以往没人关注的问题,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些都是以小见大的题目,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还有一部《中国历代科举生活掠影》,后经补充再版,改名为《中国科举生活漫话》。这本书内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中《赚得英雄尽白头》一篇,收入中学生读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之中。《科场榜名知多少》一文被四川阆中科举博物馆作为解说词全文引用。2009 年, 我完成《清史》工程的《科举志》35 万字。2011 年, 我与张希清、毛佩琦共同主编的《中国科举制度通史》 (共5 卷,450 万字) 完成, 我负责清代卷的撰写,95 万字。该书于 2015 年9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部通史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科举制度创立、发展、演变、衰亡全过程,而且涉及各级考试的全过程,填补了制度史研究的空白。
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 ,1998 年我出版了《清代土司制度论考》, 被土司学界视为20 世纪土司研究的五部重要著作之一,而且有幸被某些高校列入民族史研究生的必读书。以往我的研究比较注重制度层面的考证,2009年再次恢复对土司制度的研究后, 出于推动土司研究发展的需要,这 10 余年间, 我的研究更关注理论方面的探讨,以及前瞻性问题的研究。如《关于构建“土司学”的几个问题》《土司制度基本概念辨析》《土司制度历史地位新论》《试论“土司文化”的定义与内涵》《试论“新辟苗疆”与改土归流之关系》《改土归流与国家治理》《期待“土司学”的实至名归—论构建“ 土司学 ” 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等 。这些文章在土司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 对推动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入及构建“ 土司学 ”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徐 : 这些说明您的论著对科举和土司研究具有巨大的推进作用 , 将相关研究推升了一个台阶。
李 :还有一部《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在2025 年 3 月出版, 这是我于2012 年10 月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土司制度史料编纂整理与研究”的最终成果之一。当时我组织了全国数十名研究人员共同奋斗了 6年,于2018 年 8 月结项, 1100 万字左右, 可以说是目前收集土司制度史料最全面、最系统且规模最大的一部专题史料集。全书按史料分为六卷:正史,实录,政书,地方志与地方文献,档案,奏议、文集、笔记。其中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档案收录近3000 件,400 万字左右, 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这批档案的处理,我一直坚持要全部标点整理,而不是采取通行的影印方式, 以尽量方便读者。针对影印出版的意见,我特别强调了一句话:“我们不能满足于将这批档案从档案馆搬到图书馆,要使它成为每个土司研究者案头的必备之书。”档案的标点整理十分复杂, 除了要了解文书的格式外,还有大量文字的识别,但我们克服了困难,最终将400 多万字的档案标点整理出来。《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的完成,对深化土司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徐 :李老师,我们也了解这一情况,可以说,这部史料集的出版,对相关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又难得的史料,将极大推动土司研究的深入。除了进行学术研究之外,您在历史学的普及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有人说,是您推动和掀起了土司研究的热潮,这比您自己写几本书更重要。
李 :作为土司制度的研究者,我有责任去宣传土司研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有责任去推广、普及土司方面的知识,有责任帮助西部地区的学者在土司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西南地区的高校教师、政府官员、文化工作者也希望得到我的帮助。2010 年,我组织召开了“海峡两岸土司制度与边疆治理学术研讨会”。会上,在我的提议下,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定期召开“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经我与吉首大学沟通,2011 年第一届土司学术研讨会在吉首和永顺召开。其后在昆明、重庆、忻城、遵义、成都等地连续召开,这种研讨会就像宣传队,像播种机,每到一地开会,都会带来当地土司研究的热潮。
2011 年 ,我联合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现为中国边疆研究所) 主任厉声研究员、吉首大学党委书记游俊教授、云南大学方铁教授, 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申请成立二级学会,后经多方奔走,终于在 2014 年得到批准,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土司文化专业委员会。这样就把全国研究土司的专家、学者, 以及地方文化工作者组织了起来 , 促进了相互联系与沟通。
在此同时 ,为了推动土司研究的深入,我先后在中央民族大学、云南大学、云南师范大学、文山学院、遵义师范学院、长江师范学院、三峡大学、吉首大学,为学生及青年教师讲授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培养研究生。2015 年, 《遵义师范学院学报》创办了“土司研究”专栏,我担任栏目主持人长达五年。
土司研究的热潮与土司遗址的 “ 申遗”工作是分不开的,湖南湘西州永顺县有一处明清永顺宣慰司的遗址, 当地人称之为“老司城”。2011年, 土司遗址的 “ 申遗”活动正式展开, 我大力支持, 做了很多实际工作。2015 年, 土司遗址(三处)“ 申遗”成功。
徐 : 土司研究从默默无闻 , 到今日渐成显学 , 这与您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土司学界的共识。
李 : 这是集体努力的结果。
徐 : 史学研究 , 包括制度史研究 , 都要不断发现新问题 。此外 , 时代的发展也会对史学工作者提出新的要求 , 特别是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 由此而言 , 科举和土司 制度也都有很多新的研究领域有待开拓 。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吗?
李 : 我对科举和土司制度研究如何深化的确有一些思考 。先谈科举制度吧 , 这里谈两个问题 : 一个是科举心理学的研究 , 另一个是落第者出路问题研究。
科举心理学这一问题尚无专题研究 ,除个别文章谈及某个人的科举经历时会涉及一些心理学现象外,并没有从心理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深入剖析科举制度的推行,更可以为今天的高考、公务员考试提供历史的借鉴。在历史文献中,可以归入心理学研究的内容还是很多的,例如:乡会试之前,应试者大多要祈福、拜魁星;考场前有人专卖魁星小泥塑;各地举子进京赶考,要住在贡院附近的“状元吉寓”;士子一旦中举,“家人走城市,满面便贴了举人样子” (李乐《见闻杂记》卷三) ;王守仁曾专门为应试者讲授临场的心理调节 (《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四《外集六》“示徐曰仁应试”) ;清朝有不许临场条奏的规定, 即在乡会试前,各级官员不许奏报科举考试事宜,唯恐“纷更成例”,干扰应试者之“心态”;诸多落第者都有一种难以抹去的怨天尤人的不平,他们会以各种方式发泄心中的不满, 以致明人谓“下第举子之口,真可畏哉”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科场”)。具体事例还有很多,如果能引入心理学的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研究,会使科举研究更深一步。此外,我们应该认真分析一下,历朝政府是如何抓住读书人的心理来宣传科举、推广科举的,封建家族是如何利用科举使家族兴旺发达的,长期奔波于科举之路的应试者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前后有何变化, 以及望子成龙的社会心理又是如何启发儿童读书的。对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引入心理学的知识、理论和方法进行深入研究。
关于落第者出路问题研究 。20年前,我曾提出,应重视科举落第问题的研究,后多有响应者。时至今日,学界对历代的落第政策已经有了较深入的探讨,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能深入研究,那就是落第者的出路问题。科举考试造就了一大批科场失意者,他们的人生选择是什么?最终归宿如何?我认为这是研究科举制度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大的方面而言,落第者的出路,或者说是他们的人生选择,无非有三:一是继续考试,终老考场;二是摆脱科举束缚,转从他业,走上谋生之路;三是走上与统治者对抗的道路, 即反叛或起义。第一、三是极端的现象,人数很少,多数人是转投他业。这些人在屡受挫折之后,能够调整心态,果断从科场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寻求新的发展道路,或钻研天文算学,或从事医疗实践,或攻诗文、书画,还有很多转而从事农业、手工业、商业。有的是因为喜好,更多的人则是因为谋生。对以上诸问题,有学者作过论述,但远远不够。比如生员这一群体,他们没能考中举人,最终的出路是什么?这缺乏具体的统计或抽样调查。同样,举人没考中进士,他们的出路又如何?我希望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科举时代,落第者的人数远远超过中试者,他们的出路关乎社会的稳定。此外,这一研究还涉及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那些曾长期在科场上拼搏的士子,读书对他们是否有用?如果能将一个时期落第士子的情况,分举人、生员、童生几个层次,对他们各自的从业情况、社会地位及影响作深入、细致的研究、对比, 同时兼顾群体和个案研究,那将是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必将对这一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知道,这是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可以肯定地说,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促进科举研究的深入,也能使人们更加了解科举制度的历史作用。
徐 : 李老师 , 您的回答理清了我们对科举未来研究的思路 。对于土司的研究 , 学 界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 如果再进一步推进土司制度研究 , 我们应该从哪些地方 着力?
李 : 土司制度的研究要晚于科举制度 , 而且受地域的限制 , 研究的人员也不及科 举多 。因此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也谈两个问题 : 一是关于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 ; 二是土司地区是如何与内地逐步形成一体化的。
第一个问题 ,我们知道,土司制度的实质反映了中央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目前关于土司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制度层面的研究也有很大进展。我希望在此基础上再深入研究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前面提到过,我们用10余年的时间整理的《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已正式出版, 收录了 3000多件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清代档案,十分珍贵。我们应充分利用这些档案,再配合地方档案及文献,认真研究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比如明代情况如何,改土归流后情况又是如何。要真正描绘出它的景象,如同《清明上河图》一样。要关注土司地区的社会结构 、社会阶层,土司地区的社会生产、产业结构、商业状况、水利等各种资源的利用,及其与内地的交流,各类学校 (儒学、义学、书院) 的布局, 宗教的传播, 士绅阶层的培养,社会生活、习俗及文体娱乐等活动, 民间纠纷的处理, 司法案件的审理,各民族的交往,等等。对这些现象的研究、梳理,可以勾画出土司地区的社会状况,进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状况。土司制度推行 600 余年对西南少数民族带来了怎样的结果?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状况的探讨将有助于推动这一问题的深入。这也是从另一个侧面对土司制度的评价。我很希望青年学者从事这一研究,推动土司制度研究的深入,也为少数民族地区推行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提供历史的借鉴。
再说第二个问题—土司地区是如何与内地逐步形成一体化的。现在我们特别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推行 600 余年,对形成边疆与内地一体化起到了巨大作用,而一体化的形成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发展的过程。说到土司地区的特点,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关注,那就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在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从“因俗而治”到依法而治的转变。我们知道,土司制度的特点就是因俗而治、因地制宜。土司制度建立之初,一切依照当地习俗,随着历代政府对边疆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改土归流之后,土司地区慢慢地从因俗而治转为依法而治,它是土司地区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特色,是与其他民族地区不尽相同的。这个依法而治,包括政治体制、经济政策、文化教育,特别是司法活动,一切依国家大法执行,一切向内地看齐,逐渐实现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因此,我认为要抓住西南土司地区从因俗而治到依法而治这一重大转变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得出新的结论。此外,还应该抓住一个一个有特点的民族地区深入探讨,包括其中的曲折与反复,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含义。
当然 , 我自己在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会将这些研究继续下去 , 同时也希望中青年学 子能在这些方面有所突破。
四 、青年学子是未来的希望
徐 : 现在不论是科举研究 , 还是土司研究 , 都已成为热点 。这种发展势头能持续 多久呢? 会不会出现放缓 , 甚至停滞的情况呢?
李 : 你提的问题很好 。前不久也有人向我提出过这个问题 , 而且担心科举研究、 土司研究的热潮过后会冷却下来 。我是比较乐观的 , 我不认为科举 、土司的研究会冷却下来 ,毕竟科举、土司的研究起步较晚。科举研究虽然早一些,成果更多一些,但科举制度毕竟推行了 1300 年之久, 影响非常大。不仅科举制度本身尚有可以研究的内容,特别是武科,而且推行之中的诸多问题也有待解决。随着新史料的不断发现,人们的认识也会不断更新。乡会试录正在整理出版,不久的将来,一批新的研究成果必将问世。以前我曾说过,科举落第问题、科场经费问题、科举考试的考务管理问题,都应该重点研究。现在已有人关注了,研究了,但还不够,特别是科场经费问题,还有科举的功能问题,科举与教育的关系问题,等等,都需要研究。此外,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研究科举,会有更多值得研究的问题。科举研究的选题,可以说是俯拾即是。一句话,科举研究仍然大有可为。
土司研究起步较晚 ,还需要作深入细致的研究,特别是制度史本身的研究。土司史料的编纂整理,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因此,我个人认为,土司研究只会越来越热,至少目前没有丝毫停滞的迹象。我曾经提出,作为土司制度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应组织力量编纂《中国土司制度史料集成》,撰写《中国土司制度通史》,编纂《中国土司大辞典》,绘制《中国土司地图集》。现在,史料集成已完成,但史料发掘工作需要继续。《中国土司制度通史》尚在撰写之中,《 中国土司地图集》也已启动,因为目前的研究还很不够,没有研究做基础,后面的工作,尤其是地图集面临挑战。何况还有区域土司研究,个案土司研究,特别是土司遗址申遗成功后,各地对土司文化的研究十分迫切,近些年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自信”,土司研究都与之密切相关。这些都为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我认为土司研究的前景非常广阔,而且任务艰巨,应该由青年学子去完成,他们一定可以写出超越前人体现时代精神的力作。
徐 : 讲到这里 , 我们希望您能谈谈对青年学子的希望和建议。
李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的青年学子加入历史研究的行列,更希望科举研究、土司研究后继有人。至于说对青年学子的建议,老实说,我很难提供什么具体建议,毕竟建议是要有针对性的嘛。在这里我可以结合自己是如何进行研究, 以及我对自己所带研究生的要求,提供给大家,权且做个参考吧。要重视对典章制度的研究。因为典章制度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是读史的钥匙,是入门的途径。如果对典章制度不了解,甚至一窍不通,那么对许多历史问题无法做出准确的、符合实际的答案。例如,土司制度推行以来,西南地区出现了众多女土司,而且是叱咤风云,成为土司文化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此现象,有学者认为,是因为“土司地区母权残余较重”,或“西南地区母系氏族社会遗留较多”,有人认为这是西南地区“女劳男逸”现象造成的。殊不知,女土司的出现并非西南地区自然产生的,而是中央政府任命的,这与土司承袭制度密切相关。明清土司承袭制度规定,土司去世,无子孙弟侄者,可由其妻承袭,这就为女性登上政治舞台提供了法律依据 。此外,土司承袭制度还规定,土司应袭子弟,必须年满十五岁方可承袭,不及十五岁者,可由其母护理, 即代行土司之职, 即女性同样可以登上政治舞台,一显其才华。这才是西南地区有许多著名女土司的真正原因。
徐 : 典章制度的研究的确很重要 。那么对于青年学子而言 , 又如何能在制度的研 究上有所创新呢? 只有不断创新 , 他们才会有兴趣 , 才能把研究坚持下去。
李 :是的。就我的经验而谈,我认为,青年人研究典章制度,开始不要急于选大题目,要选小题目。应该说,小题目容易出新意。而且从事制度史研究的人,更不能忽视小问题,只有解决了一个一个的小问题,才能对制度整体这样一个大问题有比较全面的把握和了解。刚刚从事研究的青年学子不可能一动笔就成巨著,应该从一些细小问题入手,对细小问题做深入细致的探讨,若干小问题搞清楚了,某些大问题也就弄明白了。如对土司承袭程序的每一个环节都做细致的探究,那么对承袭制度就会了解很清楚,评价也就会准确。这样做,不仅能有成就感,更重要的是能引发对典章制度的兴趣,深入持久地进行研究。不论是科举制度还是土司制度,都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能够抓住这些小问题,都可以写出好文章。这叫做“小题大做”,实际上是要以小见大。
经过慎重选题之后 ,在使用资料上,要尽量发掘别人尚未使用过的史料,对于某些史料的分析,要说一些别人没有说过的话,发表一些别人没有发表的见解。总之,要有新意,有创见。当然,我们并不是刻意去标新立异。实际上,只要认真研究,创新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相信,青年学子一定会后来居上,超越我们。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徐毅采访整理)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2025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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