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9月8日，洛杉矶的一间出租屋里，张爱玲离世。
没有亲人，没有告别，只有一盏未熄的日光灯和遍地卫生纸见证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幕。
她早已安排好一切，不许人探视遗体，不许办葬礼，骨灰撒向大海。
这位曾掀起“张迷”狂潮的天才作家，为何选择以如此孤绝的方式走完人生？
她的晚年又是过得怎样的日子？
孤独收场
1995年9月，洛杉矶的一间公寓里，一位华语文坛的传奇人物静静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她的死来得悄无声息，也来得彻彻底底。
张爱玲，一个时代的才女、民国文坛的女王，被房东女儿发现，早已去世多日，遗体僵硬。
当林式同作为遗嘱执行人赶到现场时，他看见的不是一个刚刚离世的朋友，而是一个早已为“死亡”铺排好一切的灵魂。
张爱玲的遗体躺在一张靠墙的行军床上，身下垫着蓝灰色的毛毯，没有枕头，没有被褥，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温暖”的生活用品。
她仰躺着，头朝着房门，脸侧向外，眼睛闭着，嘴也紧闭。
床边放着她亲手整理的文件，一叠证件与一封用打字机敲打出来的遗嘱整齐地码放在桌上，文字冷静，语气斩钉截铁：
“不许任何人看遗体，不举行追悼会，立即火化，骨灰撒向旷野，财产由宋淇夫妇继承。”
这样的遗属似乎不带丝毫情感波动，没有“希望”、没有“怀念”，更没有“交代”，只有坚定的、拒绝一切外界打扰的指令。
但这没能阻挡记着的脚步，他们还是闻讯赶往了她的房间。
她房间凌乱得几乎无法落脚，纸袋、杂志、旧报纸、用过的卫生纸堆满地板，没有衣柜、没有桌椅，没有像样的床，甚至连一个放水的茶几都没有。
厨房里不见锅碗瓢盆，只有成堆的外卖餐盒和方便罐头的空瓶。
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作家死去了，一个传奇终结了。
有人说，这是悲惨的结局，可若了解了张爱玲的性格和人生轨迹，就会明白，这种“孤独死”的方式，就是她早已设定的脚本。
她不喜欢热闹、不爱人群、怕见生人，对一切“被窥视”的状态极度敏感。
在生时尚且如此，死后更不会愿意自己的身体成为他人瞻仰的对象。
于是她写下遗嘱，写得比小说还要冷静，比世人对她的爱冷得多。
她曾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下“一个人若是寂寞得太久，会喜欢上寂寞”，那不过是她一贯的笔调。
可到了人生的终点，她不是“喜欢”，她是拥抱寂寞，用行动彻底把世俗所有对“死亡”的仪式性、热闹性、社交性，都一点一点撕碎，踩在脚下。
从结果看，她是成功的，她没有被任何亲属打扰，也没有任何熟人能阻止她的遗体被迅速火化，没有祭奠的灵堂，没有浮夸的花圈，连骨灰也被抛洒。
但这一切，真的只是“孤独”吗？
有人说，她是被命运遗弃的老人，一个人死去，直到腐败的气味才把她的死暴露给世界。
也有人说，她只是太过清醒，一个不愿与人亲近的人，最后用尽了全身力气，与整个世界做最后的告别。
房东女儿说，推门进来时，房内昏黄灯光还亮着，一屋纸袋、杂志堆成山，她甚至不敢立刻靠近那张行军床。
张爱玲知道自己会死，知道那一天不会太远，也知道自己不想让任何人来见证这一天。
这是凄凉吗？还是胜利？
又是怎样的经历，塑造了她这样的性格？
富贵名门，命途多舛
张爱玲不是平民出身，她生在民国的末年，却享受了满清贵族最后一点残余的光影。
如果从血统家世来看，她的一生本该是“锦衣玉食、书香继世”，是踩在象牙塔尖的“小姐命”。
她的曾祖父张印塘是道光年间的进士，祖父张佩纶曾任副都御史，还娶了李鸿章的长女李菊藕。
父亲张志沂继承了这份权贵的余荫，过着“清贵”与“洋派”交错的日子。
母亲黄逸梵更是一代名媛，留洋欧洲，穿丝绸戴欧镜，风姿绰约，是“旧瓶装新酒”的完美诠释。
但这样的家族光环，不过是金粉蒙面，掩盖着即将崩裂的实质。
张爱玲四岁那年，母亲黄逸梵离家出国求学，义无反顾地把年幼的她和弟弟留给了沉溺鸦片的父亲。
新娶的继母孙用蕃是个贵妇，对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冷漠。
更残忍的是父亲的变脸。
他虽风度翩翩，读书人模样，但在继母的煽动与自己的偏执中，将女儿视作异己。
张爱玲在16岁那年因为外出探望生母，被父亲以“不守规矩”之名软禁家中，足足关了数月。
在这场被幽禁的青春里，她病倒了，腹痛难忍，却连一声呼唤医生的机会都没有。
父亲冷冷看她，怀疑她“装病博取同情”，她的身子越来越差，脸色发青如纸，家中却无人过问。
她终究是逃出来了，在深夜里孤身奔向母亲的住所，一步步跌撞，像一只被逐出家门的小兽。
可是母亲那边，也不是理想中的归宿。
黄逸梵骨子里是自由主义者，讲究独立、干练、自理，她无法容忍这个懒散、迟钝、举止笨拙、无法洗衣做饭也不懂规矩的女儿。
她生活上的“不能自理”在黄逸梵眼中，是“废物”的代名词。
母女之间不是温情的“团圆”，而是针锋相对的“修理”。
黄逸梵试图用“改造”来弥补这十几年缺席的母职，她一手教女儿洗碗缝衣做饭，一手苛刻言语不留情面。
而张爱玲，就像一只受伤的鸟，被逼着飞，却始终找不到正确的风向。
她从小活在“名门”的光环下，却从未享受过名门应有的体面温暖。
她所拥有的，是父亲的忽冷忽热，是继母的恶言相向，是母亲的嫌弃。
这些裂痕，构成了她日后所有人际关系的基础，敏感、自卑、防备、退缩，甚至是冷淡的漠视。
那些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选择，比如“怕见人”的社交恐惧，比如在死后都要“封锁遗容”的偏执冷酷，早已从她的童年开始，就有迹可循。
表面上看，她的生命轨迹似乎是自己选择的。
可真正的命运，却早在她年幼时就替她写好了底稿，在豪门深宅的空洞荣光下，一个小女孩被逐出“家”的怀抱，注定要在冷眼中长大，在孤独里自我完成。
那一身华丽的血统，终究抵不过人生的苍凉。
一如她自己所写的那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
命运未曾亏待她的才情，却在她的亲情与童年里，布下了太多陷阱。
而这些，还只是命运折磨的一部分。
一生负累的情感枷锁
如果说，张爱玲的童年是一场无声的弃养，那她的爱情，便是那段童年的反复重演。
不同的是，童年里她被动地被丢下，而成年后的她，主动将自己奉上，哪怕是明知无果的情感，也愿意甘之如饴地燃烧自己。
她与胡兰成的交往，可以说众所周知。
当时的张爱玲，正是风华正茂、名声初起，一篇《倾城之恋》横扫文坛，成为上海滩最年轻、最有才气的女作家。
胡兰成却是一个身陷污名的“文化汉奸”。
可他偏偏以一篇评论文《论张爱玲及其他》走进了她的生活，那篇文章里，他写她写得极好，识得她文字的光芒，也识得她孤傲下的软弱。
她没能抵挡。
胡兰成说的每一句赞美，就像是钩子，精准地勾起她心底那个从未被母亲、父亲看见的女孩。
很快，她沦陷了，她爱他，几乎是近乎溺水一般地爱。
那句“见了他，我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不是文学修辞，是她真实情感的剖白。
但可惜，她讨好的，是一个永远无法真正忠诚的男人。
胡兰成是风流的，是薄情的，他与她结合时已有妻室，在与张爱玲交往期间，又先后与多个女子有染。
张爱玲痛了，却没有走，她忍，她让自己理解“情人的不由自主”，她一次次地包容，像是在向这个世界证明自己终于“值得被留住”。
可爱情终究不是妥协游戏，胡兰成最后还是彻底背弃了她。
她离开了胡兰成，却并未从伤口中痊愈。
十年后，她去了美国，辗转流离间，她遇到了赖雅。
这个男人比她整整大了三十岁，有严重的中风史，这个年级，更谈不上未来。
张爱玲，却再一次陷落其中，就像是把自己嫁给了命运中的一个“父亲投影”。
赖雅沉默、笨拙，却对她依赖至极。
她为他洗衣做饭、看病喂药、维持家计，她写小说、接稿件、翻译剧本，用瘦削的肩膀撑起一个病夫的晚年。
别人不理解，她却从不抱怨。
他们的婚姻维持了11年，直到赖雅去世，张爱玲像完成一项使命一般，把丈夫送走，然后，彻底隐入黑暗。
这两个男人，一个是海市蜃楼式的幻象，一个是病床上喘息的负累。
她却用尽全力去爱、去承受，但答案永远只有一个：不敢求爱，只敢乞怜。
张爱玲的爱情，从不是温柔乡，而是牢笼，是她自我献祭的神龛。
她自己，也终于冷漠地关上了门，把爱与被爱，全部锁在门外。
跳蚤战争
张爱玲的晚年，不像她小说里的那些女子最后都有的华丽。
她仿佛从世间消失了一样，住在洛杉矶一个连阳光都透不进的出租屋里，没有床、没有沙发，甚至没有一个正经的柜子。
所有的生活用品，都被她“简化”为一次性，连居住方式也趋于“一次性”，三四年之间搬了超过180次。
这样的生活，听上去像极了逃亡。
而她，确实是在“逃”，逃的不是债，也不是人，而是一种她自己也无法完全战胜的幻觉：跳蚤。
她坚信，她的房子里有跳蚤，她的身上也有跳蚤，为了对抗这些“敌人”，她购置了大量杀虫剂，却始终无法如愿。
她的双脚因此红肿不堪，甚至抓破流血，她开始不敢脱袜子，不敢坐在软垫上，最终连床都换成了行军床。
日光灯则是她的“武器”，她说跳蚤怕强光，于是长年不关灯。
甚至，她谁也不愿意见。
与她联系最密切的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十几年时间里，只见过她两次，其余时间全部通过电话、书信联络。
她的世界，就这样被一只“跳蚤”缩小到了不到十平米的空间。
医学上，这种症状，或可归类为“寄生虫妄想症”或“皮肤感觉异常综合症”，是精神高度紧张、孤独加重、自我控制过度后的心理衍生病。
可张爱玲从不承认自己“有病”，她始终相信，是世界出了问题，而不是她。
直到最后，她死在那间自己挑选的房间里，仿佛一场战斗终于结束。
她的遗嘱，正是她向这个世界投下的“终极防线”，不许看遗体，不许追悼，不许靠近。
她以这样的方式，完成了她与这个世界最后的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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