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日，在国庆长假举行婚礼的陕西旬阳29岁新郎周某从婚礼现场跑至旬河大桥跳河，至今救援打捞无果。
悲剧的属性无疑。无论新郎是否有希望成为幸存者，我们都应尊重其作为个体对于命运压迫所采取的抗争，这是他最为真诚的行动表达。
无论婚礼进行前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认为结局用事实诠释了周某的命运，他的行为即是他的表达。他的行为无疑是对自己即将进入婚姻的否定，对爱情的否定，文明的否定。无论周某的行为是否成熟，是否符合社会道德规范，是否值得……他用双脚投了反对票。
作为一名业余号主，我在写这个题目是有忧虑的。互联网的语境并不宽松，我作为从时事新闻出发的视角来写一点东西的自媒体博主，并不想哗众取宠，更不想造谣传谣，所以，关于新郎的个人背景、及有关彩礼方面的缘由都不在我所关注之列。
婚礼在从古至今，都是一个高压环境。我北方的老家称为“办喜事”，办喜事是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社会都十分看重的所谓“大事”，一来这件事关乎主人和家族的颜面，二来这其中的经济和人脉关系互动是社会财富和人际关系的深层表现。
婚礼这件事说的直白一点，与爱情无关。爱情大抵上要的一场感情和肉体的厮守，婚礼最大的颜面就是爱情的某种仪式，也是现代人称之为的见证。
因此，无论穷富的家庭，儿子娶妻，女儿外嫁，在传统的婚姻制度和文化之下，都紧密结合着我们最看重的“面子”，跳河的新郎也许不是因为临时加价的彩礼支出，但一定和经济有关，一定和面子相关，也一定是与经济和面子相关的太多关系，让他无法感觉到爱情的美好，和自身的价值，所以才有了人们口中的“极端行为”。
跳河的新郎用行动表达，社会的舆论除了吃瓜之外，应该有众多人用批判的眼光来衡量下当下的婚姻制度、文化及时代的洪流。
人是环境的产物，更是环境驯化的生物，在我们看不清的社会层级里，每个人都在一个精准的层级之上。婚姻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是社会平稳运行的一种制度安排。应该也算个体的上层建筑内容，物质基础上的婚姻是现实主义的，我们的文化传承中并未否定这一点。
我们的文化是带着历史潮流而来的，男尊女卑、三纲五常、男大当婚、女大当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温良恭俭让……那些可以冠冕堂皇大行其道的文化与隐藏在婚姻背后的利益博弈，同样混流于文化之中，而几乎所有人的婚姻都无法逃脱这个宿命。
我能够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我姐姐的婚礼前，我作为压车的童子被某个姨耳语告诉——给的红包钱少，不要下车——而母亲却早早地告诉我：接了红包赶紧下车，不要给人家添麻烦。姐姐当年的婚姻能够定下来历经了多次的波折，原来姐姐喜欢的男生，父亲因为考虑其家庭条件不好，无论如何不同意，家里几次差点闹出人命。直到后来略带残疾的姐夫因为家庭条件相对好，又有点文化，姐姐为了摆脱“原生家庭”答应了，但是为了姐姐的婚事，家里也是没少天翻地覆，既有父母对于女儿未来生活的担忧，也有父母在传统观念下面子的纠结，即便在我那样贫困的家庭里，这种办事情的大事儿也是搞得人精疲力竭，精神崩溃。
后来，我自由恋爱和老婆要办登记的时候，我清楚的记得我和我嫂子大吵一架。虽然后来叔嫂和睦，但当年那件事，是我心灵上永远的痛处之一。我因为对婚礼本身的反感（应该也是对传统的反叛），加上家里也实在是贫穷，没钱举办婚礼（我和老婆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自由恋爱，老婆家没有要一分钱彩礼），我只想在那年7月1日在民政局去办登记。在回到我那三间土房，四处漏风的家里时，妈妈拿出了仅有的2000元钱给我老婆，当天下大雨，家里连点像样的菜都没有，赶来的嫂子和我半开玩笑地让我给搞点好饭吃，我瞬间崩溃。我想起了她和大哥结婚的时候，刚好初二的我，为她们的婚礼忙前忙后（母亲已经因为操持婚礼的事情身体和精神都濒临崩溃），还喊来自己的同学帮忙。而在我结婚的时候，不是理应哥嫂过来帮忙吗？不为多大的面子，只为给未婚的妻子一个尊重和家的团结和温暖。
我崩溃，嚎啕大哭，大吵大闹。（迄今为止，我想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件事的悲怆，老婆至今依然认为我不成熟，没有担当。）虽然第二天，我们俩还是开开心心地去办理的结婚登记，但这件事情留给了我深深的苦痛和对妻子的愧疚。
但我确实能够感受到这个跳河的新郎，在婚礼降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所产生的崩溃而走了极端的情绪，那是一种行为的表达。我当然也希望他能像电视剧一样被某些好人救起，从此开启自由人生。虽然我知道，那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
人类的历史也就那么几千年，但几千年的文化习俗、法规道德汇聚成的文化，落在被驯化的个体身上，也是一座大山。年轻的生命的确容易冲动，而值得批判和思考的是婚姻制度、文化、道德这些人类自身建构的牢笼和枷锁，文明在我们的期望里应该是和平、正义、平等。
爱情在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奢侈的，是精神文化现象。生物本能并不让人一定要面子，但一定要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靠实力争取，这是自然法则。婚姻制度，如果你看穿了它是社会资源分配的选择，看清了其社会属性，大抵我们是不会太围绕它的面子去陷入焦虑的，相反，我们更关注里子，因为那更接近于生存与发展的机会。
现代社会依然是一座丛林，丛林法则依然绵延在世界文化的血脉里，进入我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刚刚走出封建社会百余年的中国大地之上，一切美好的社会愿景还依然仅仅是愿景，文明也并不会因为我们经济“腾飞”就出现质的飞跃，现代中国社会的焦虑正在被既得利益阶层所利用。如此、房子、教育、医疗、养老依然是压在普通民众身上的“五指山”。
人类摆脱茹毛饮血的时代并不久，兽性与人性依然在底色中互相交织，共同刻画人的DNA影像。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权利，生存权和繁衍权（交配权），依然在社会阶层结构里，形成两项重要的分配制度，这两项制度将会影响普通人的一生。
即便再年轻人的世界里，单纯的爱情还在，却始终敌不过婚姻的现实主义之手，交配权仅仅地绑定生存发展，被物化的何止女性！
恩格斯在1884年出版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说：“婚姻……在统治阶级中间是世代相传的… 权衡利害的婚姻… 往往变为最粗鄙的卖淫——有时是双方的，而以妻子为通常。妻子和普通的娼妓不同之处，只在于她不是像雇佣女工做计件工作那样出租自己的身体，而是把身体一次永远出卖为奴隶。”
当然，我们需要标注一下恩格斯这样描述的背景：在私有制出现后的阶级社会（特别是他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的本质是一种经济契约，而非纯粹的爱情结合。恩格斯的批判最终指向的是女性的经济独立和全社会的解放，呼吁建立一种以纯粹爱情和平等尊重为基础的新型两性关系。
我无意也无能力去在人类命运的洪流中去想改变现有的婚姻制度、文化乃至于文明，但作为个体的表达：现代人并未完全解放，我们既不能迷恋父权，也不能偏于女权，但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人类的和平首先源于两性的和平，女性觉醒与女性权益的增长是好事，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上，一定要尊重女性是生命孕育者的角色，子宫因此在人类的文明中应该被视为与“神明”更接近的位置，文明与道德的进步也理应让渡更多的权力给女性。现代社会中许多因婚姻而产生的悲剧并不应归因于女性的物质主义，而是要看到曾经的剥夺，当下的占有，以及父权主义压榨的反噬。
跳河的新郎虽然令人扼腕悲伤，但作为个体的生命，他依然注解了婚姻、文明和我们称之为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如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结束生命的个体一样，也许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改变世界，但事实上，他们都是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改变者。
惟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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