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马场町刑场的枪声响起多年后，一位老人独居于北京望京小区。
邻居们只知他是退休教师，无人知晓这位耄耋老者曾是台湾潜伏时间最长的中共地下交通员——刘青石。他的故事如同一面破碎的镜子，映照出白色恐怖时期隐蔽战线的惨烈与坚韧，也折射出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的复杂轨迹。
台湾基隆，一个很小的地方，有个叫刘青石的，这名字听着像个路边摊老板，其实他本名叫刘英昌，1923年的人，他年轻的时候，街上到处都是日本人晃来晃去，殖民统治，好多人都低着头过日子，他就看不惯，还琢磨着给日军下毒，结果被抓了，日本人把家伙事都拿出来了审他，也没把他怎么样，反倒让他心里那股劲儿越来越足。1945年台湾光复了，跟大伙一样挺高兴，国民党来了，结果二二八事件一下就炸了，国军到处镇压，运河里都是尸体，他心里一下就亮堂了，这个新世界没那么简单，他就开始琢磨别的路子。
1947年，一个叫吴克泰的老乡，给他牵了条线，刘青石就认识了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这人是走过长征的台湾人，在地下入党，没什么文件，就几句话的事，宣个誓，形式看着挺简单，但那分量很重。他干的是地下交通员，用商人的身份做掩护，在台海两边来回跑，机密文件塞牙膏里，情报装避孕套里，过海关的时候，每一步都悬着，全靠胆大心细。蔡孝乾直接给他下任务，他交接的档案里头，有台湾的防御图，兵力部署这些东西，华东局那边拿到这些，对定战略有大用。
历史的转折点，很多时候就是那么个不起眼的小事。1950年，蔡孝乾第一次被抓，后来跑了，第二次就没那么好运，人一落网，就叛变了，之前都说他是革命硬骨头，结果一个礼拜就交了四百多个党员的名单，台湾的地下党组织一下子就垮了，吴石将军，朱谌之这些大人物，接着就在马场町刑场牺牲了，那阵子枪声就没断过。刘青石那时候还在外面执行任务，要去救蔡孝乾，他自己其实早就被盯上了，走到一个联络点，特务都埋伏好了，他装着不懂国语用台语瞎问，一把推开看守就跑了，背后传来他老婆的叫声，人被打了，那个声音，他后来几十年都忘不掉。
逃亡的日子，刘青石带着几个人，躲在花莲月眉山的坟地里，自己种地瓜，采茶叶过活，碰上搜山围剿，就钻到废弃的矿坑里好几天不出来，最难的不是没吃的，是那种精神上的折磨，没人说话最熬人。他弟弟给他带上山一份《中央日报》，上面登着蔡孝乾写的《告台湾地下党同志书》，劝人投降的，刘青石当时就懵了，带他上路的人，现在站到对面去了。更难受的是，他慢慢发现，自己这么躲着，成了家里人的拖累，父母被抓去坐牢，兄弟们被死死盯着，老婆实在顶不住，被逼着自首了，这种连累别人的感觉，比枪子儿还让人冷。
到了1954年，家里人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刘青石就下山自首了，他表面上听国民党的话，派他当特务，可他一回到大陆就马上找组织把事情都说清楚了，后来就是一年的审查，二十二年的农场劳动，一直到1979年才安排他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他晚年，不怎么提以前的事，偶尔说起牺牲的老朋友，眼睛里会闪一下，大家心里都明白那段历史有多重。
那会儿电视剧《潜伏》在全国特别火，刘青石在北京自己家里翻报纸，电视里余则成还在继续潜伏，他自己却一个人带着一身伤痕活着。人生跟艺术终究是两回事，余则成的故事是一个版本，刘青石的现实是另一个版本，忠诚，背叛，隐蔽战线的那些事，理想撞上现实，家和国之间，到底怎么选，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琢磨这些东西，比看英雄故事更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
2018年，有学者去看望刘青石，发现他家里还留着当年往返台海的船票，发黄的纸片，还有从台北墓地带回来的土，写密信的药水配方，东西不多，可连起来就是一本没有字的历史书。等最后这批见证人都不在了，这些东西就成了连接两岸记忆的物证，安安静静地讲着那些没能等到天亮的人，他们的故事其实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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