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一位24岁的摄影师在鲁迅的遗体前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位文豪生前的最后影像，这张照片不仅让他一举成名，同时也成为他用镜头记录历史的起点，他就是战地摄影师——沙飞。谁也不会想到，他在抗战时期曾拍下了2万多张日军照片，却在十多年后精神失常、开枪杀人，这位用镜头记录民族血泪的战士，最终成了自己镜头里最悲壮的底片。
沙飞1912年生人，早年考入上海无线电学校，20岁时在汕头电台担任技术员，每日与电波频率为伴，一天他偶然借到一台老式折叠相机，在汕头码头拍摄了一组码头工人扛运货物的照片，当照片冲洗出来时他第一次意识到：“光影能比电波更直接地传递人间苦难”。之后他省吃俭用购置相机，利用工作之余拍摄街头小贩、人力车夫，逐渐在当地摄影圈崭露头角，也埋下了用镜头关注社会的种子。
沙飞在少年时期就喜欢读鲁迅的文章，1936年他考入上海美校后，萌生了为这位“民族魂”拍照的念头，他多次托人转达意愿，终于在一次木刻展会上看到了鲁迅。那天鲁迅带病出席，沙飞提前两小时到场等候，当鲁迅身着蓝布长衫、拄着拐杖走进展厅时，他鼓起勇气上前：“先生，我想为您拍一组真实的照片，让更多人看到您的样子。”
鲁迅欣然应允，他在展厅角落的藤椅上坐下，之后与青年作家交谈、评论作品，沙飞在此时不断按下快门，捕捉到鲁迅“目光如炬却带着疲惫”的经典瞬间。这组照片随后发表在《作家》杂志，引发了热烈反响，沙飞也因此声名鹊起。但他并未满足于艺术创作，尤其看到日军侵华步伐加快，民众却仍在麻木中沉睡，他愈发坚信“摄影不是消遣，而是唤醒民众的武器”。
令他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在他为鲁迅拍摄照片11天后，这位文豪病逝，沙飞在追悼会上看到无数青年捧着他拍摄的照片泣不成声，更坚定了用镜头投身革命的决心。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北上参加八路军，聂帅听闻他的摄影经历，笑着问：“怕北方的风沙迷了镜头吗？”他当即回应：“我要做一粒自由飞舞的沙，用相机记录抗争！”自此“沙飞”的名字成为抗战摄影史上的重要符号。
作为八路军首位专职摄影记者，沙飞的相机比步枪更让敌人胆寒：平型关大捷后，他冒雨拍摄战士们背着日军钢盔、步枪归来的笑脸；百团大战时，他在机枪扫射的间隙，捕捉下“晓雾中战士攀爬城墙”的震撼瞬间；他镜头里的白求恩不再是遥远的“国际英雄”，而是在手术台上连续工作36小时的医生，也是耐心传授医疗技术的讲师，这些充满烟火气的照片后来都成为国际反法西斯宣传的重要素材。
八年抗战里，他的足迹遍布晋察冀每个角落，从“三光政策”后仅剩断壁残垣的村落，到细菌战受害者溃烂的皮肤，每一张底片都浸透着生与死的考验。1943年，日军突袭晋察冀画报社所在的柏崖村，这场惨案导致48名烈士牺牲，此后他常在暗房冲洗照片时突然嘶吼，战争创伤开始疯狂啃噬他的理智。
1948年，长期超负荷工作加上肺结核缠身，沙飞住进石家庄和平医院，当时医院里有不少留用的日本反战医生，他本就因柏崖村惨案对日本人充满仇恨，在“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下，他认定日本医生津泽胜在他的药里下毒，甚至怀疑每次X光检查都是“暗杀手段”。他拒绝服药，整日念叨“鲁迅就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现在他们又来害我”。
1949年12月15日，精神恍惚的沙飞趁守卫不注意，从枕头下摸出藏好的手枪，在病房枪杀了津泽胜，补枪时嘴角竟带着诡异的冷笑。由于那时医疗条件有限，沙飞未能得到专业的精神鉴定，38岁的他被执行死刑，直到1986年重启调查，最终认定“沙飞作案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无刑事责任能力”，撤销原判并恢复其军籍与党籍。
沙飞用镜头记录历史，却在日军的杀戮下饱受精神创伤，如今他拍摄的近万张底片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每张照片都是对侵略者的控诉，也是对这位“用生命记录历史”的摄影师的祭奠。当我们翻看《晋察冀画报》，既能看见战士冲锋的尘土，也能发现百姓家破碎的瓦罐——这位记录历史的人，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部分，那粒曾在烽火中飞舞的沙，虽归于尘土，却让民族记忆的光影永远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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