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4｜100堂哲学课，治愈我们的“现代病”|伦理|周濂|哲学课|正义论|现代病|罗尔斯

《超脱》

在许多人心中，哲学令人望而却步，但在人大哲学教授周濂的《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中，哲学是一个个热气腾腾的生活故事。

他用生活化的比喻将深邃的哲学思辨转化为幽默机智的讲述。在他笔下，古希腊的智者学派成了追逐热点的“网红”，犬儒学派则是坚守自我的“思想钉子户”。这种讲述方式绝非简单的“戏说”，而是建立在深厚学养之上的精准洞察，打破了普通读者与思想经典之间的隔阂。

全书100篇文章，从古希腊哲学讲到近现代哲学，构建起2500年西方哲学的完整框架；10篇“答问”，针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解疑释惑。

为什么应该做一个好人？

何谓幸福与良好生活?

如何与他人建立真诚的关系？

当我的行为与他人或社会的期望冲突时，该如何抉择？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自己只是个“工具人”？

这本书于2019年首次出版，收获了众多好评：“能把艰深的问题讲得通俗易懂”，“段子贴近生活，接地气”，“打开界面非常友好”。基于近年来的授课经历、读者反馈和学术研究，周濂教授推出了《打开》的全新修订版。新版不仅对字句进行了细致斟酌，更增补与优化部分关键章节。

修订版《打开》采用32开小开本、活腔书脊设计，一手可拿，便于携带、摊开阅读，不管是通勤路上还是自习图书馆，随时开启思想遨游之旅。

《打开》不仅是在传授哲学知识，更是在示范哲学的思考方式——一种批判性的、反思性的、追求逻辑与清晰的思考方式。打开这本书，你将收获一副锐利的“思想透镜”，可以用它来审视生活中习以为常的观念、社会的公共议题，体验难得的清醒与从容。

没伞的孩子只能拼命跑？

罗尔斯《正义论》

不久前读到一篇报道：从2009 年开始，有位导演用六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三个孩子的人生，他们分别是农村孩子、小镇青年和国际化大都市里的少女。三个孩子曾经共有一个身份——学生。

2009 年，农村孩子马百娟 10 岁，第一次背上书包上学。在作文中她曾这样写自己的人生理想：“长大后去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 1000 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

与此同时，17 岁的北京少女袁晗寒放弃央美附中的学籍，用父母给的两万元钱在南锣鼓巷开了一间酒吧。

还是那个夏天，第三次参加高考的小镇青年徐佳收到湖北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多年后，马百娟没有实现她的北京梦，她在16 岁的时候结婚生子，选择在表哥工作的陶瓷厂劳作，这个表哥同时也是她的丈夫。

袁晗寒在酒吧倒闭之后，去德国杜塞尔多夫读艺术学硕士，然后回国开了一家艺术品投资公司。

至于小镇青年徐佳，则靠自己的奋斗在二线大城市武汉买房买车，站稳了脚跟，步入城市中产的行列。三个人中，只有徐佳通过读书改变了命运。

郭德纲讲过一个童年时的故事：“我小时候家里穷，那时候在学校，一下雨别的孩子就站在教室里等伞，可我知道我家里没伞啊，所以我就顶着雨往家跑，没伞的孩子你就得拼命奔跑！”

正如作者所说：“徐佳和马百娟都是‘没伞的孩子’，不过与马百娟相比，徐佳是幸运的，因为他还可以奔跑，而马百娟，连跑的权利都没有。”

对了，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叫《出·路》。

《出路》海报

之所以花这么长的篇幅介绍这篇文章和这部纪录片，是因为它与本讲的主题直接相关。其实，徐佳在片中已经一语道破了它，他说：“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如果想要改变它，除了个人的努力奋斗，又能做些什么呢？

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正如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之所以将正义之剑指向社会制度，是因为社会制度会对人的一生产生“深刻、广泛以及自始至终”的影响。这个道理不难理解，如果时光倒流三百年，那么有一半的读者将不得不从小裹足，过上三从四德、相夫教子的人生；如果乔丹生活在两百年前的美国，那么他就不会是光芒万丈的NBA 巨星，而是南方种植园里的一个黑奴。

罗尔斯指出，在划分社会合作的利益时，如果有些社会结构从起点处就对某些人更为有利，对另一些更为不利，那就需要通过正义二原则去纠正这些不平等。要注意的是，罗尔斯并没有主张“取消”一切不平等，而是主张“减轻”自然偶然性和社会偶然性带来的任意影响。

什么是社会的偶然性？马百娟出生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的农村家庭，父亲是农民，母亲有智障，哥哥14 岁就外出打工；袁晗寒出生在北京，父亲从事房地产业，从小钢琴、舞蹈、美术班轮着上——这就是所谓“社会的偶然性”。什么是自然的偶然性？姚明身高 2.26 米，我身高1.81 米；他去 NBA 打球，我在人大教书，我自觉球商不比他差，但年薪连他的零头都不到。这种自然的偶然性对人生境遇的影响同样非常巨大。

罗尔斯的基本立场是没人有资格从这些偶然性中获益，除非——注意，这个“除非”非常重要——这些利益能够以某种方式回馈给最少受益者。

那么应该如何界定最少受益者呢？对此，罗尔斯有一个非常简单明了的判断标准，他说，在一个良序社会（well-ordered society）中，当所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公正的机会都得到保证之后，那么最不利者就是指那些拥有最低期望（the least expectation）的收入阶层。什么叫作“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这个短语的重点不在于“收入阶层”，而是“最低期望”，我认为这一点最能体现出罗尔斯理论的伦理关怀。每个人在展开自己的人生时，都有不同的人生期许。

对于很多偏远山区的孩子，比如马百娟，她的人生期许就是到北京上大学，然后去打工，每个月挣1000 块，给家里买面，因为面不够吃，还要挖水窖，因为没水吃。当你听到这样的人生期许时，你会意识到这是多么的卑微和令人心痛。我们固然可以从收入的硬指标去界定谁是最少受益者，但是从最低期望的收入阶层去做判断，我认为更突出地体现出最少受益者的伦理处境——他们从小无法也不敢拥有一个健康积极的人生愿景，这是对他们作为一个拥有内在价值的道德平等人的最大伤害。

也许有人会说，我能理解减轻社会偶然性的任意影响，可是为什么要减轻自然偶然性的任意影响呢？比方说，爱因斯坦的智商165，普通人的智商只有 90 或者 100，姚明身高 2.26 米，我的身高 1.81 米，这种自然天赋的差异与正义不正义又有什么关系呢？

罗尔斯指出：“自然天赋的分配无所谓正义和不正义，人降生在某一特殊的社会地位也无所谓正义和不正义。这些都只是自然事实。关乎正义和不正义的是制度在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举个例子，贵族制和等级制在我们今天看来为什么是不正义的？就是因为它们把血缘和出身这些偶然事实作为判断封闭和有特权的社会阶层的标准。

借用美国政治哲学家、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说法，自然天赋的差异属于“原生的运气”而不是“选择的运气”。原生的运气指的是完全不受个人选择左右的东西，而选择的运气则与个人选择有关，比如你决定逆流而上投身股市，那么你就得愿赌服输，因为这是你的个人选择。但是如果你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这个自然事实与你的个人选择毫无关系，这个时候正义不正义就要看制度以何种方式对待这种自然事实。

罗尔斯认为，自然天赋是社会的共同资产（common asset），那些先天有利的人只能在改善不利者状况的前提下，才可以从先天有利的原生运气中获利。一个正义的社会不应该让人们听命于这些偶然性的摆布。

我要再次强调指出的是，罗尔斯并没有说应该“消除”由自然天赋的不平等所导致的不平等，他只是主张为这种不平等设定一个限制，让自然天赋导致的不平等来为最少受益者谋利。换言之，罗尔斯虽然看重平等价值，但是他绝不是在主张平均主义，我们甚至可以说，罗尔斯承认不平等，只不过他主张一种“合理的和正当的”不平等。你一定会问，什么叫作合理的和正当的不平等，标准到底是什么？罗尔斯的回答是，标准就在于正义二原则。在满足正义二原则的前提下，从自由结社的自愿行动中产生出来的不平等就都是合理的。

正义二原则

接下来我们将简单介绍一下罗尔斯正义二原则的基本内容。正义第一原则又被称作“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原则，意思是每一个人都平等地拥有包括政治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等基本自由权。在我看来，这条原则确保了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底色。

正义第二原则包含两条小原则，分别是“公平的机会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我要再次指出的是，在表述正义第二原则之前，罗尔斯有一个限定性的说法：“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也就是说，罗尔斯允许存在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但前提是要满足正义第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