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冬的清晨七点半，上海市委大院的灯还亮着，值班员将一摞夜班电报和各大报纸送进书记处，马达注意到最上面一张《解放日报》被翻得皱巴巴——那是柯庆施看过的痕迹。就在一个月前，这位年过花甲的书记刚从北京动完肺部手术回沪，医生再三嘱咐要静养，可他仍旧和往常一样，天不亮就开始过目报纸。马达事后回忆，这种不肯耽误公事的习惯，是他“最倔”的一面，也折射出那种天然的廉洁：把时间、精力都用在工作上，别的念头插不进来。
上海干部口中流传着一条“潜规则”：晚上八点以后，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敢往愚园路柯宅送东西。原因并不复杂，“硬闯”的下场往往是难堪。马达说自己见过一次真实场景：一位主管行政的处长手提一条金华火腿，刚进门就被喝止——“拿回去！再不走我可要动手！”几秒钟后那位处长落荒而逃，火腿在冬夜的走廊里磕得乒乒乓乓。事情虽小，却让身边人明白，讨好这一招在柯庆施身上完全失效。
不得不说，在五十年代的上海，高级干部能保持这种“油盐不进”并不容易。那几年，城市刚恢复元气，市场短缺、票证林立，有人把权力当成换取“好处”的筹码，柯庆施却反其道而行。马达总结过一句话：“他最怕的是干部的手伸长了。”所以市委门口经常贴着简短通知：某某日禁止送礼、禁止陪舞、禁止豪宴。看似刻板，实则一针见血。
生活俭朴在柯庆施这里并非个人选择，而是工作方式的一部分。马达办公室与书记紧挨墙壁，常能听见夜里哗啦翻书声，偶尔还有咳嗽声。合上文件的间隙，柯庆施会敲敲隔壁墙：“老马，你觉得近期猪肉票能不能再调？”——这种散步式、提问式的工作方法，让身边人压力很大，却也逼着大家沉下心去跑市场、做调研。
有意思的是，他并非刻板木讷。空闲时打两圈扑克，偶尔喝二两老白干，遇到年轻编辑还会主动提问：“苏联那几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值不值得翻译？”对新生事物的好奇，让他在头脑上保持开放；对原则问题的零容忍，又让他在行动上十二分坚硬。马达评价：“听得进意见，但拍板后雷打不动。”
时间往回推到1920年，柯庆施才十八岁。他给老乡陈独秀写了一封信，字里行间全是国家兴亡之叹。陈独秀看完只回了八个字：“上海见。”就这样，青年柯带着热血从安徽来到上海，先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在陈家遇到张太雷等人。翌年十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搜捕让他与陈独秀同列嫌犯名单，名字第一次见诸报端。外人看来，这少年命运颇为惊险，实则奠定了他一生革命的底色。
1922年1月，远东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柯庆施随团赴俄，被列宁亲自接见。这段经历日后成了延安窑洞里常被提起的“谈资”——“党内见过列宁、握过手的，就他一个。”从北方地下党到晋察冀边区，再到石家庄首任市长，柯庆施资格之老，连毛主席也直呼“柯老”。可对于这种礼遇本人从不炫耀，他更关心预算报表、粮食收购、学校合并这些看似琐碎却影响老百姓吃穿的实务。
1949年，他南下南京接手烂摊子：雨季淹水、疫病四起、军工厂停摆。夹着文件夹的他在雨里绕城墙步行半日，找水淹最重的街区。那天黄昏他只说一句：“先别忙着修路，先看百姓喝不上水没有。”这股务实劲，同样延续到1954年接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几年后那篇《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传遍全国，其实都是他日常批注、谈话的汇总稿，并非即兴豪言。
1959年，《论“全国一盘棋”》发表。“一盘棋”概念随后被各地沿用，至今仍是宏观调控常用词。马达透露，原稿上有一句玩笑式批注：“别把棋盘下翻喽。”这种夹杂着幽默的提醒，符合他一贯的务实：大局观与地气并重。
然而身体并未给他太多时间。1964年3月，在北京做肺部切除手术，康复期正赶上上海预算季，他还是照例批到深夜。助手劝他休息，他只摇头：“拖不得。”病情稍稳，又被周总理安排北戴河疗养。那段日子，他罕见地放下文件，每天听海浪、写字练气，状态渐好。
1965年3月，他随贺龙、聂荣臻赴成都考察三线建设。四川干部设宴接风，他胃口大开，再加几把花生米。夜里腹痛难忍，送医诊断急性胰腺炎，十二天后病逝于成都，终年六十三岁。外界常惋惜：肺癌没夺走他，急症却让他猝然离场。
去世后，钱信忠、吴阶平主持解剖，出血性胰腺炎的结论排除了其他猜测。马达在悼词草稿上写了一句：“他未曾留下房产，也未曾留下一支高档自来水笔。”后被婉拒刊登，仍在干部中口耳相传。
关于柯庆施曾否参与“1965年某阴谋”的说法，马达晚年直言：“无凭无据，不足采信。”他认为评价历史人物需取证扎实，不能用猜测补空白。尤其对柯庆施，最值得肯定的，是那种“伸手必遭斩”的自律态度。哪怕后来有人对他的“一言堂”提出批评，也难以否认，这份廉洁在复杂的权力场里极为稀缺。
事实确如此：从愚园路的怒斥，到深夜办公室的灯光，柯庆施用数十年时间向周围人展示了同一种信号——权力是用来服务，不是用来交换。这一点，马达称之为“不可否定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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