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53年夏天，台北士林官邸里拍了一张合影。
照片上，蒋介石穿着整洁的中山装，坐在正中。
他身边是一位神色拘谨的中年女士，带着两个十来岁的男孩。
看上去像是普通的亲属探访，但知情人都知道——这是戴笠的遗孀和孙子。
可问题是，他们原本应该有三个人。
大儿子，没来。
不是不想来，是来不了。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从更早前的一段往事说起。
那年是1946年，南京春寒料峭。
戴笠搭乘的专机在降落途中遭遇雷暴，飞机失控，坠毁在南京西郊的岱山。
这起事故当时震动不小。
因为戴笠不是一般人。
他是军统局的头儿，是蒋介石最倚重的情报骨干。
抗战时期曾靠着一张特务网，把不少日伪分子和共产党人逼入绝境。
可人一死，很多事就变了。
戴笠死后，蒋介石沉默了几天。
有人说他在办公室里点了一根烟，一句话没说。
后来只说了一句：“痛惜。”
可悲的是，戴笠的家人没能等到“痛惜”带来的安慰。
他那个儿子，戴藏宜，年轻时仗着父亲的势力，在部队里横行。
在家乡浙江江山，还当了乡长、兼任私立中学的校长。
这些头衔听上去挺光鲜，但私底下的事，没人敢说也没人敢管。
“他哪像个读书人？”一位当年在同一所中学任教的老教师回忆，“整天不是训女教员，就是喝酒赌钱。”
其实连戴笠都看不上这个儿子。
曾在饭桌前低声骂过：“不中用的东西。”
戴藏宜最后出事，是因为一桩旧账。
二十多年前，他父亲年轻时在老家曾调戏过一户人家的女儿，被乡长华春荣当众斥责，还留下了一封“悔过书”。
后来戴笠发迹，想尽办法想抹掉这点污点。
他派儿子回去“取回那封信”。
这事儿没成，反而闹出人命。
华春荣和他儿子双双被杀，凶手正是戴藏宜。
到了1949年，国民党败退，戴藏宜带着家人一路南逃。
途中在福建被解放军识破身份，押往军管区。
他曾试图逃跑，逃了三天，被抓回来。1951年1月30日，戴藏宜在江山老家被执行枪决。
这事儿后来没上报纸，也没大肆宣传。
只在省档案馆留下一份简短的执行记录。
他的妻子郑锡英，带着四个孩子被安置在上海。
那时候，她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别再提他了。”
1952年底，台北方面忽然有人找上门。
是毛人凤派来的旧部，说是蒋委员长念旧，要接他们去台湾。
郑锡英一开始不信。
可那人拿出了证件，还有一张出口批文，上头写着她的新身份：沈凤英。
“你现在是她。”他说，“别露馅。”
她犹豫了好几天。
最后决定带着三个儿子走。
女儿戴眉曼，留给好友代养。
临走那天，没敢跟孩子多说什么，怕哭出来。
可是到了广州转站时出事了。
大儿子戴以宏的名字，被人顶用。
身份对不上，出不去了。
“妈，你先走。”那孩子站在海关口，背着个破布包，眼神里竟然没哭。
郑锡英回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只是点了点头。
多年后有人问起这事，她只说一句：“那天风真大。”
两个儿子和她顺利去了台湾。
蒋介石亲自接见，还拍了那张照片。
她在台北住了下来，生活过得去。
大儿子戴以宽后来去了美国学企业管理，小儿子戴以昶在东吴大学毕业后进入实业公司。
可那个留在大陆的孩子，情况就不一样了。
戴以宏最初被一个叫陆秉章的前军统人员收养。
后来陆出事，他被送进了上海一家孤儿院。
“这孩子挺沉的。”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回忆，“不爱说话。”
那所孤儿院是宋庆龄资助办的，条件比一般地方好些。
他顺利读完了小学、初中。16岁分配到合肥棉纺厂当工人，后来又去枞阳当拖拉机手。
再后来，转行做了修理工，娶妻生子，平淡过日子。
他很少提起自己的来历。
“我姓戴。”他这么说，“江山人。”
至于他妹妹戴眉曼，从小寄养在上海朋友家。1960年嫁给汽修厂职工谢培流，生活平静。
直到1991年，才突然传来消息——她去了趟台湾，和母亲见了一面。
过了几年，郑锡英去世。
她的骨灰由子女从台北带回大陆，和戴藏宜一同安葬在江山老家。
那天落葬，全家人都没穿黑衣服。
只带了一束白菊。
朱鸿森，《戴笠其人其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
陈予欢，《军统内幕：戴笠与毛人凤》，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
王奇生，《特务政治与民国政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张宪文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丛刊·国民党政权卷》，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
宋庆龄基金会，《宋庆龄与儿童福利事业档案汇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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