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您是李师傅吗？”
门外站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戴着眼镜，文质彬彬，身后还跟着几个人。
他的声音很客气，但眼神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认真。
我爹扶着门框，浑浊的眼睛里满是疑惑，他打量着这些不像村里人的“大人物”。
老人清了清嗓子，语气变得更加郑重，一字一句地问：
“我们是从北京来的，冒昧打扰，是想向您打听一块......二十年前，您用一台拖拉机换来的玉的下落。”
01
时间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能抚平伤疤，也能让记忆沉淀得愈发清晰。
尤其是在我这个年近不惑的年纪，总有些往事，像陈年的老酒，偶尔打开，便香气四溢，又或者，辛辣呛鼻。
我们家的那件往事，就属于后者，辛辣了几十年，才终于品出一丝回甘。
故事得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说起。
那时候，我们村还很穷，土地贫瘠，靠天吃饭。
谁家要是能有一头壮实的骡子，那就是村里的大户。
而我家，比大户还要风光。
因为我爹，李满仓，是村里第一个拥有拖拉机的人。
那是一台“东方红”手扶拖拉机，烧柴油的，突突突一响，半个村子都能听见。
在当时，那家伙就是我们家的“铁牛”，是我们家的顶梁柱。
春天，别家还在用牛拉犁，累得人仰马翻，我爹开着拖拉机，一天就能把自家地翻完，还能帮着亲戚邻里干活，换些粮食或者零钱。
秋天，它又成了运输车，把一年的收成从地里拉回家，那堆成小山的玉米棒子，就是全家人的希望。
我爹爱那台拖拉机，胜过爱他自己。
每天干完活，不管多累，他都要用布沾着水，把车身上的泥点子擦得干干净净。
机器的每一个零件，他都了如指掌，哪儿该上油了，哪儿的螺丝松了，他闭着眼睛都能摸出来。
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事，就是坐在拖拉机的翻斗里，跟着我爹去镇上赶集。
风从耳边吹过，带着柴油和泥土混合的味道，我觉得自己就像个检阅部队的将军，威风极了。
村里人都羡慕我爹，说他有本事，有远见，是村里第一个“开上小汽车”的人。
我爹听了，总是憨厚地笑着，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满足。
可这份满足，这份荣耀，在我七岁那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我的身体不知怎么了，突然就垮了。
先是整天没精神，蔫头耷脑，吃什么都不香。
后来就开始发低烧，吃了退烧药就好，药效一过又烧起来，反反复复。
我娘急得嘴角起了燎泡，我爹的眉头也拧成了个疙瘩。
他们带着我，先是去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是体虚，开了几副中药。
喝下去像吞了一碗泥汤，苦得我直掉眼泪，但病却不见好。
后来又去了县里的医院，抽血、拍片，做了一大堆检查，最后也只得出一个“营养不良，免疫力低下”的结论。
西药中药，偏方土方，家里能试的法子都试了。
我爹甚至听信村里老人的话，请了“神婆”来家里“叫魂”，也没起半点作用。
我的身体就像一个漏了底的木桶，再多的营养和药物也填不满。
家里的积蓄，像流水一样花了出去。
那台拖拉机挣来的钱，没能让我们家盖上新房，却都变成了医院的收费单和我嘴里苦涩的药。
家里的气氛越来越沉重，我娘的眼泪越来越多，我爹的烟一根接一根地抽。
那台曾经带给我们无限希望的拖拉机，静静地停在院子里，好像也失去了往日的神采。
就在全家人一筹莫展的时候，村里来了一个外乡人。
那是个看起来六十多岁的老者，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虽然面容憔悴，但眼神清亮，身上有股读书人的气质。
他说自己是南下探亲，结果路上盘缠被偷了，走到我们这儿，已经两天没正经吃过饭了。
村里人淳朴，看他可怜，东家给个馍，西家给碗水。
我爹那天正好从地里回来，看到那老者，动了恻隐之心，便请他到家里喝口热茶，吃了顿便饭。
饭桌上，老者看着病怏怏的我，叹了口气。
他对我爹说，看他的穿着，也知道我爹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人家。
吃了这顿饭，他无以为报，身上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块祖上传下来的玉。
说着，他从贴身的口袋里，小心翼翼地掏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的东西。
布打开，里面是一块巴掌大小的玉佩，青中带黄，颜色并不鲜亮，甚至有些地方还带着土沁般的斑点。
玉佩的雕工也很模糊，像是一种看不懂的图腾。
老者说，这叫“平安玉”，是他们家祖辈传下来的，能静心安神，驱邪避灾。
他说看我体弱，是“元气”不足，邪祟易侵，戴上这块玉，兴许能有所好转。
他本不愿出售祖传之物，但眼下实在走投无路，希望能用这块玉，换些盘缠，好继续上路。
我娘看了一眼那玉，又看了看我爹，摇了摇头。
我们家现在最缺的就是钱，哪还有闲钱去买一块不知道有没有用的石头。
我爹一开始也没当回事，只是出于礼貌，拿过玉佩端详。
那玉入手温润，沉甸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古朴气息。
我爹是个粗人，他不懂什么玉不玉的。
但他握着那块玉，又抬头看了看躺在炕上，脸色蜡黄、气息微弱的我，眼神突然就变了。
那是一种绝望中抓住救命稻草的眼神。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一锅烟都抽完了。
然后，他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对我娘说：“他娘，你带娃回屋。”
我娘还想说什么，但我爹的眼神不容置疑。
等我和我娘进了里屋，我爹就和那老者在院子里低声交谈起来。
我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只隐约听到“拖拉机”三个字。
我娘的脸色瞬间就白了。
她冲出屋子，声音都变了调：“满仓！你疯了？！”
我爹站在院子中央，背对着我们，身影在夕阳下被拉得很长。
他没有回头，只是低沉地说了一句：“我没疯，我就想让娃好好的。”
那天晚上，我爹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
他用我们家那台唯一的、也是最值钱的拖拉机，换了那个老者手里那块看起来平平无奇的玉佩。
第二天一早，我爹亲自开着拖拉机，把老者送到了去往县城的路口。
他回来的时候，是走回来的，手里紧紧攥着那块用红布包着的玉。
院子里，那台拖拉机曾经停放的位置，空了。
我爹走进屋，用一根结实的红绳，把那块玉佩穿好，亲手挂在了我的脖子上。
玉佩贴着我的胸口，冰凉冰凉的。
我爹摸着我的头，布满老茧的手有些颤抖，他红着眼眶，嘴里反复念叨着：
“儿啊，不怕，有它护着你，咱就不怕了。”
我看着他，似懂非懂。
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们家再也听不到那“突突突”的轰鸣声了。
我们家，失去了那头最能干的“铁牛”。
而我爹，成了全村人眼里的“大傻子”。
02
我爹卖拖拉机换玉的事，像一阵风，迅速传遍了整个村子。
我们家，一下子成了全村的笑料中心。
村里人想不通，也理解不了。
“李满仓是读书读傻了吧？哦，他也没读过书，那就是天生的傻！”
“是啊，好端端一台拖拉机，能犁地能拉货，一年下来少说也挣个千把块，就换了那么个破石头？”
“我看了，那玉黄不拉几的，跟河滩里的鹅卵石没啥两样，怕不是让人给骗了！”
“骗了？我看他就是自愿的，为了个病秧子儿子，脑子都糊涂了！”
这些话，像一把把淬了毒的刀子，从四面八方飞来。
人们当着我爹的面，还算客气，只是用一种看傻子似的眼神瞟他。
但一转过背，那些刻薄的议论和毫不掩饰的嘲笑，就肆无忌惮地在我们家周围响起。
我娘是个要强的人，每次出门，都感觉背后有无数根指头在戳她的脊梁骨。
她回来总是一个人躲在屋里抹眼泪，嘴里念叨着：“这日子可咋过啊......”
而我爹，从那以后，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了。
他不再去村口的大槐树下跟人扎堆聊天，也不再主动跟人打招呼。
他就像一只受伤的孤狼，默默地舔舐着自己的伤口，用沉默对抗着整个世界的非议。
村里人给他取了个外号，叫“李玉痴”。
孩子们更是有样学样，编了顺口溜：
“李玉痴，是个大傻子，卖了铁牛换石头，儿子还是病捞捞（方言，指病怏怏）！”
每次我出门，都会有顽皮的孩子跟在我屁股后面喊。
我气得跟他们打架，但瘦弱的我哪里是他们的对手，每次都挂着彩回家。
回到家，看到我脖子上的玉佩，我心里就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怨恨。
我恨这块玉，是它让我们家成了笑话。
我恨我爹，恨他做了这个“傻”决定。
好几次，我趁着晚上，偷偷把玉佩摘下来，想扔到院外的水沟里。
但每次举起手，我都会想起我爹给我戴上玉佩时那充满希望的眼神。
我的手，就再也用不上力气。
没了拖拉机，我家的生活水平一落千丈。
父亲不得不重新扛起锄头，拿起镰刀，回归到最原始的耕作方式。
别人家用机器一天能干完的活，他要弯着腰，在烈日下，用一个星期才能完成。
他的背，比同龄人更早地弯了下去，像一张拉满的弓。
他的手，变得像老树皮一样粗糙，裂开一道道血口子。
每天晚上，我娘都会端来一盆热水，让我爹泡脚。
看着他那双被泥土和汗水浸泡得发白的脚，我娘的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掉。
她不忍心责怪我爹，只能一遍遍地问：“满仓，你......后悔吗？”
我爹总是把脚在水里使劲搓着，头也不抬地回答：“不后悔。只要娃能好，啥都值。”
这句话，他说了二十年。
说来也怪，或许是心理作用，又或许是那块玉真的有什么神奇的力量。
自从戴上它之后，再加上我爹不放弃，四处借钱继续带我寻医问药，我的身体竟然真的开始慢慢好转。
不再整天发烧，胃口也好了起来，脸上渐渐有了血色。
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虽然比同班同学瘦小，但已经能像个正常的孩子一样奔跑和玩耍了。
这个奇妙的转变，成了我爹唯一的精神支柱。
他坚信，是这块“平安玉”显了灵，是它救了我的命。
每次看到我活蹦乱跳的样子，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上，才会露出一丝真正发自内心的笑容。
对他来说，村民的嘲笑，生活的艰辛，在我的健康面前，都变得微不足道。
那块玉，也从一件“愚蠢的交易品”，真正变成了我们家的精神寄托。
我爹把它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
夏天我下河洗澡，他会千叮万嘱让我先把玉佩摘下来放好。
冬天天气冷，他会让我把玉佩塞进最贴身的衣服里，说要用“人气”养着它。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也开始理解了父亲。
我不再怨恨他，也不再觉得脖子上的玉佩是一种羞耻。
我知道，那沉甸甸的，不只是一块石头，更是父亲如山一般深沉而无言的爱。
为了这份爱，他甘愿承受所有的误解和嘲讽。
日子就在这样的贫穷、辛劳和坚守中，一天天过去。
村里人的生活越来越好，很多人家都买了拖拉机，甚至还有人买了摩托车。
而我们家，依旧是村里最穷的那几户之一。
父亲用他那弯曲的脊梁，硬是供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
我争气，考上了省城的大学，成了我们村飞出去的第一个“金凤凰”。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爹喝了半辈子以来最多的一次酒。
他醉醺醺地拉着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我胸口的玉佩，嘴里含糊不清地说：
“好，好啊......我儿有出息了......这玉，没白换......”
我抱着他，泪流满面。
二十年的光阴，弹指一挥间。
我在城市里扎了根，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我也曾多次提出，要把父母接到城里来享福。
但我爹执意不肯，他说他离不开那片土地，离不开那个他生活了一辈子的小院。
我也想过把那块玉佩拿去鉴定一下，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但我爹不同意，他说：“管它是什么，它就是保我儿子平安的宝贝，这就够了。”
对他来说，这块玉的价值，早已超越了物质本身。
渐渐地，我也就断了这个念头。
那台拖拉机的故事，那块玉的传说，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被人们淡忘。
只是偶尔还会有老人，指着我爹的背影，对小辈们说：“看，那就是当年卖了拖拉机换石头的李玉痴。”
只是这一次，语气里少了些嘲笑，多了些说不清的感慨。
我以为，这个故事就会这样，成为我们家一个尘封的秘密，一个关于父爱的独特注脚。
直到那一天，那个平静的午后。
我休了年假，带着妻儿回村里看望父母。
午后的阳光暖洋洋的，我爹坐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下，眯着眼睛抽着旱烟。
我娘在厨房里忙活着给我们准备晚饭，炊烟袅袅升起。
一切都显得那么宁静而祥和。
突然，村口传来一阵汽车的引擎声，打破了村庄的宁静。
这年头，村里有小轿车不稀奇，但那声音听起来，沉稳有力，不像村里那些几万块的代步车。
果然，一辆黑色的，擦得锃亮的奥迪车，缓缓地驶进了村子。
车头挂着的，是京字头的牌照。
这在小小的李家村，无疑是投下了一颗重磅炸弹。
在田间地头干活的村民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计，直起腰，好奇地张望着。
孩子们跟在车屁股后面，又叫又跳。
车子在村里唯一的水泥路上缓慢行驶，像是在寻找什么。
最终，它在我们家院子门口停了下来。
我们家的院墙很矮，外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院里的情景。
车门打开，先下来一个穿着西装的年轻人，他恭敬地拉开后座的车门。
一个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看起来六七十岁的老者，从车上走了下来。
他身后，还跟着另外两名同样气质不凡的中年人。
他们一下车，目光就在四周逡巡，最后，落在了院子里我爹的身上。
村里人远远地围了上来，不敢靠近，只是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这是谁啊？北京来的大官？”
“看这气派，不像一般人。”
“他们来我们这穷地方干啥？扶贫的？”
“不对啊，他们怎么停在李满仓家门口了？”
一个爱开玩笑的村民压低声音说：“你们说，会不会是来找老李讨债的？不对，是来找他要回那块‘傻子玉’的？”
这话引来一阵低低的笑声。
我爹也站了起来，掐灭了烟袋，一脸警惕和茫然地看着门外的这群不速之客。
我心里也犯嘀咕，这些人到底是谁？找我们家有什么事？
我迎了上去，准备开口询问。
就在这时，那位领头的老者，扶了扶眼镜，径直向我们家门口走来。
他身后的年轻人想跟上来，被他摆手制止了。
他一个人，站定在我家那扇破旧的木门前。
院子内外，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他身上。
他仔细地端详了我爹几眼，那眼神里，有探究，有审视，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激动。
然后，他深吸了一口气。
“咚、咚、咚。”
沉稳而有力的敲门声，敲在了我家的门板上，也敲在了在场每个人的心上。
我爹走过去，拉开了门栓。
阳光下，两个年龄相仿，但气质、身份、境遇截然不同的老人，四目相对。
老者开口了，声音清晰而郑重，传遍了安静的院落：
“请问，您是李师傅吗？”
“我们是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来的。”
“冒昧打扰，是想向您打听一件二十年前，您用一台拖拉机换来的一块古玉的下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