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期结束后,面对糟糕的经济状况,邓公意识到中国如果要长期发展,不能关上门过自己的日子,必须走出去和其他国家打交道,互相学习,寻找机遇。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拉开序幕。

但当时的中国长期封闭,社会状态像现在的朝鲜,所以外界的文化和投资根本不敢来中国,担心碰一鼻子灰。当时广东作为开放窗口,决定以香港为突破口。

1981年,香港歌星罗文,也就是射雕英雄传主题曲的演唱者,第一次来广州演出。结果他又唱又跳的轻松演唱风格引发了国内很多人的不满,说这是“资本主义糖衣炮弹”,是“腐败堕落”的表现。

面对来势汹汹的舆论,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却有不同看法,他是如何应对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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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之所以不认可罗文,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前,大陆对演出有严格规定,演出必须穿哪些颜色或者款式的衣服,必须表演端庄,什么歌曲用什么表情,该严肃的必须严肃,就像开会作报告一样,观众也必须正襟危坐。

这种情况和前几年韩国女团受邀到朝鲜演出,台上女生热情跳舞,台下的朝方官员和将领全都严肃皱眉,直到领导人微笑鼓掌,大家才赶紧微笑鼓掌。

当时罗文演出的情况和这个颇为相似,他在台上拿着麦克风,一边走一边唱,高兴了还跳了几下,活跃一下现场气氛,但观众们却反应木讷。

任何事情一尴尬了,就容易产生矛盾。

第二天,事情传开,很多报刊纷纷发文批评,说这是“资产阶级腐朽风”,是“不正经”的表现。这件事引起巨大讨论后,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担心小问题扩大化,引发糟糕后果。他公开表示:“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第三天,这句话讲出后,争论才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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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类似问题,在邓公南下视察的时候也曾经遇到过,当时邓公在农村走访村民,发现家家户户都只有三只鸡,好奇之下,便问村民们,你们为什么不多养几只鸡,多下几个鸡蛋,提高生活水平?村民们表示:“领导有要求,三只鸡是社会主义,超过三只鸡就是资本主义,我们不敢犯错误”。这件事深刻触动了邓公,让他下定决心推动改革开放。其实罗文这个“站着唱”和“走着唱”的争议,也是同样的道理,仔细想想就知道存在逻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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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大家从内心里接受这些轻快活泼的现代文化,还是需要一个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外商品通过香港进入广东,广东人的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街头巷尾开始播放流行歌曲,很多人经常驻足倾听。

慢慢的,一些青年男女开始尝试烫头发,穿喇叭裤和高跟鞋。对于这些,很多老人和领导干部看不惯了。

当时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开会,看到这些,气得流下了眼泪,说:“没想到我们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生气的大骂:“这样的年轻人还怎么上战场,部队还怎么打胜仗?”直接给中央写信痛骂广东,要求“收复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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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省份的媒体也都跟着评论此事,事情越闹越大,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抵达广州,在看到这些新情况后,他担心的劝任仲夷说:“北京议论很大啊,还是管管吧!”但任仲夷却从容地表示:“万里同志啊,我们要抓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应该顺应人心,有人说留胡子不好,可是马克思就是大胡子,至于穿喇叭裤,唐朝人就曾经流行穿这类裤子。迪斯科就是蹦蹦跳跳,男女也没有肢体越界动作,咱们当年在延安跳外国交谊舞,还有搂肩膀的动作,这其实都没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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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1983年,香港著名实业家霍英东看到广州的变化后,决定在内地投资,修建了内地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白天鹅宾馆,宾馆环境很好,而且提供免费卫生纸。当时内地绝大多数百姓没见过卫生纸,见过的也买不起。听说上厕所免费,全都去了,导致宾馆厕所每天丢失几百卷卫生纸。于是宾馆限制人员进出,尤其是不让衣冠不整的人进去。

媒体报道这件事情后引起轩然大波,有人痛骂这是资产阶级开始腐蚀我们,有的人把这事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相提并论。霍英东一看情况不对,想撤资回香港,但他犹豫不决,于是提出请任仲夷吃饭,探探口风。任仲夷的手下都劝他不要去,别被牵连扣帽子。但任仲夷深知如果霍英东走了,那么广东将很难再招商引资,改革开放百年大计会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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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他坚持和霍英东见面,经过一番谈话,坚定了霍英东在广东投资的信心。

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企业前往广东。由于香港当时是中国和世界联系最紧密的地方,香港的资本都去了广东,国外资本自然也会关注到。慢慢的,广东企业越来越多,经济开始活了起来,最终成为了中国经济的最大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