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国务院副秘书长李灏踏上了深圳这片热土。按照中央安排，他出任广东省副省长、深圳市长。此时的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已走过五个年头，以“深圳速度”享誉全国。
能不能把这个经济奇迹抓下去，李灏的心里是非常忐忑的，毕竟这里是特区，特区特在哪里，到底应该怎么抓……他心里一直在打鼓。
虽然此前他曾陪同谷牧同志到西欧五国考察，报告他也是起草者之一。而且，在国务院期间，他也有几次陪同中央首长到广东考察改革开放工作，但只是面上看，真要是自己具体去抓了，还真不知道从何抓起。
而更大的压力来自于中央首长谈话。按理说，他这个级别到地方任职，很多中央领导是不需要谈话的，但恰恰他要到深圳。因此，李先念等人都对他进行了工作上的叮嘱，这让他倍感荣幸的同时，更感受到了首长对自己的责切期望。
应该说，到深圳是给了自己展示的舞台，毕竟这里万众瞩目，在光环之下。可他到了深圳以后，却发现了一个表面繁荣之下的大问题：此时，深圳有着高达7亿多元的政府外债，而当时全市一年的财政收入才4亿多。难怪海外媒体毫不留情地指出：“深圳是靠国家‘输血’过日子。”
实际上，这一年的深圳正处于发展的十字路口上。表面上，特区建设取得了惊人成就，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02亿元，1981年至1985年间，其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高达50.3%和91.3%。
但在这高速增长的背后，却隐藏着深重的危机。从经济特区建立到1985年底，深圳累计完成基建投资高达64.3亿元，其中银行贷款达19.3亿元。这些贷款大部分将于1986年、1987年两年还清本息，政府的还款压力巨大。
而深圳的基建投资占财政收入比重逐年攀升，从1979年的33%一路飙升至1985年的54%。可从1984年下半年起，国家针对经济过热现象采取调整银行信贷、紧缩银根的政策。这个政策一出，深圳便首当其冲受影响。
1985年，深圳基建投资完成27.6亿元，其中85%来自银行贷款，远远超出了深圳银行的承受能力。面对如此困境，李灏上任后便开始调研，两个月后便在会议上提出：现在必须进行一场“壮士断臂”式的大调整了。
否则，党中央和广东省委的指示要求，就根本落不了地，就无法实现“压基建、抓生产、上水平、求效益，建立以工业为主的外向型经济”的目标。
为此，他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将特区内的基建规模压缩了一半，18层以上的高楼停建了60多栋，基建施工队伍裁撤近10万人。1400多家建筑公司被迫关门，2800家公司陷入困境，这场面，用当时流行的话说就是“壮士断臂，血淋淋的”。
一时间，所有的压力都向李灏扑来，那段时间他整晚睡不着觉。可他深知，深圳的改革不是一开始就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是在改革实践中“被逼出来的”。改革需要有壮士断臂、背水一战的勇气和魄力，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
为此，他还专门立下规矩：政府不许搞赤字财政，不许借债经营，不许为企业担保……这一系列的措施实施以后，从根本上扭转了特区财政的不良状况，慢慢走上了健康轨道。
1985年11月25日，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第二次全国特区工作会议，国务委员谷牧主持会议并做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深圳建设成就，并就深圳进行断臂式调整，防范发展危机给予了充分肯定，李灏初到深圳的这一仗打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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