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2月15日，给你挑的那套棉军装还嫌大？”老班长一边拍着我肩膀，一边笑着问。那天，我刚满十五岁，个子瘦小，袖口反折了三道依旧拖在手背，裤腿卷起半尺才能露出解放鞋的鞋尖。对我来说，昨天还是树上的野猴子，今天却在人武部的仓库里套上星星闪闪的军帽，这个转换快得让人头皮发麻。

入伍点在皖北，一所旧祠堂被临时改造成新兵连。木檩子顶棚里挂着风干的玉米棒子，生炉子的烟味混着陈年香火味，直冲鼻腔。环境不算差，可我的脚先“闹腾”起来。冬天干脚开裂，热水少得跟宝贝似的，只能端一盆温水抹一下就算“足浴”。裂口愈合慢，我一咬牙，用缝衣针把两片皮拉紧，缝合时血珠冒出来，钻心地疼。旁边战友瞪大眼，我却咧嘴：“省两包创可贴，多好。”没想到连长在队列会上公开表扬：“小鬼点子多，吃苦不叫苦。”那一刻，羞也有，暗喜也有。

新兵训练十个月，功课全凭嗓门和腿脚。白天打背包、齐步、立定，晚上练电台报务。电键“嘀嗒”节奏枯燥，我却听出旋律来，硬把莫尔斯码练成了哆来咪，最终收报、发报双第一。傍晚站哨时，北风呼啦啦刮，耳朵冻得木，心里却有火：能留在标图班就好了。果不其然，老班长把我名字报给营部。营部用的地图是苏制1：50000比例的，符号密密麻麻，我看得眼花，但只花了一周就能闭眼画出分划网。营长拍拍桌子：“小丁，跟我走。”于是，我成了最年轻的标图兵。

1977年，部队抽调人手到吉林安图县打山洞，背景很简单——防空需要地下化。那年我已是指挥排长，带着一班人乘闷罐车北上。施工前的教练课把我吓出一身汗：教员举起七号电池一样大小的雷管，轻描淡写一句：“捏爆，仅剩半只手。”大家都噤声。我手心冒汗，但动作不能抖。练了三天，用钳子把雷管与导火索“咬”到恰好八分之一，老师点头：达标。

正式施工昼夜倒班。8小时掘进，16小时休息，看似宽裕，其实班班都赶进度。排长必须最后一个出洞。我习惯把灯往最里面探半米，耳边只有水滴声，黑得像浓墨。确认无未爆炸药后才招手：“安全员，进！”三个月完成首段洞体，我们队零伤亡，进度全师第一。总结大会上，我捧回“标兵施工队”锦旗，又添一枚三等功奖章。说不骄傲是假的，但更多是庆幸：兄弟们都在，没有缺胳膊少腿。

正当汗水还没擦干，喜讯来了：全军中断十年的院校系统要复课。名额有限，师部提三个硬杠杠——文化底子、年龄、立功。弹指一算，我都符合，但还是忐忑。文化？只有初中！报名那天，队伍排到门外，我心里打鼓，还是咬牙写下名字。

九月，收到录取通知：“解放军郑州高炮学校，高炮指挥专业。”坐绿皮火车南下，心情像在滚筒里。军校的课堂跟连队天差地别，射击计算公式成行成列：T＝（200×√H）／V……看得脑袋发涨。夜自习灯光昏黄，我把稿纸堆成小山，一遍遍演算，错了改、改了算。第二学期，射击推算课我拿到96分。教研室主任说：“排长，理论补上了，基层经验你有，不考虑留校？”我没吭声，可心里波浪翻。

高炮学校不仅练脑子，还锻炼带兵。野外综合演习，我被指定代连长。夜色里，37毫米高炮炮口闪火，通报席反复询问射击诸元，我连报三次都准确。评议会上，几位老教员交头接耳，我只听到一句：“可以留下培养。”毕业时我拿到全优档案袋，一并收到留校通知。身份再次转换：少尉教员。讲台上，我面对的新学员里，不乏从前的老班长那样的硬骨头。第一堂课，我抬手敬礼：“各位同志，请坐。”那一刻，我才真切意识到，八年的摸爬滚打，兜了个圈子，把我带回校园，却不再是学生。

1988年，服役满十八年，我转业到中石化安庆分公司。油区规章与部队条令一样严，有了先前的历练，适应并不难。每当年轻员工抱怨夜班辛苦，我笑说：“当年我们在零下二十度的洞里，也得把炸药捆好。”他们听得目瞪口呆，连声“排长”不敢叫，改喊“丁工”。

岁月脱去迷彩，却抹不掉骨子里的军味。那些站夜哨、踏雪路、测炮位的日子，像军帽上的红星，亮得刺眼，也亮得踏实。要说收获，无非两样：敢担责，能吃苦。其余的，都留给火炮口那抹硝烟，和军校操场上抛起的黑皮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