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2月11日凌晨三点，你们那边到底打得怎么样？”电话里声音短促而急促，宿县临涣集东的小李家村指挥所内，陈士榘捂着听筒，眉头死死锁住。屋外北风裹着细雪卷过，他却只顾着地图上两个小黑点——双堆集南北两座土堆。
淮海战役进入第二阶段，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扣在双堆集已整整一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三人组成的总前委连日催促“快刀斩麻”，可中野纵队在大别山损失了辎重，迫击炮炮弹只剩下不到两基数，进攻推进得十分艰难。此时，华东野战军手里有炮、有弹，粟裕一句“我们来补上这块短板”让战局多了一线生机。
11日拂晓，陈士榘率第三纵队、十一纵队、鲁中南纵队，以及两个特种炮团，连夜从宿州西北拔营南进。三个纵队加起来不足两个整编师，但拥有20余门榴弹炮，这在当时可谓奢侈火力。两军之间隔着六十多公里冰雪田野，陈士榘只用十几个小时就赶到了小李家村——人叫他“铁脚板陈司令”，不是浪得虚名。
抵达后他提出一个看似简单却至关重要的要求：要想让火炮最大限度炸开缺口，必须抢下双堆集南堆——那个距离敌军指挥部最近的制高点。他自告奋勇指挥此役，只需中野让出原本部署在那里的一个纵队阵位。中野首长当即致电各纵队询问，结果半小时后回话：“老陈，都不愿意挪。”
气氛瞬间凝固。陈士榘脱口而出：“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了。我带部队去南线顶李延年！”语调不高，却透着倔劲儿。身旁参谋愣住，他却已挥手命令部队掉头向南。陈士榘后来写道：“我相信友军终能全歼黄维，但那是时间问题；我要做的是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
车队还没出六纵防区，政委杜义德把吉普横在路中央：“首长电话，请你务必接一下。”电话那端，中野首长换了口气：“老陈，别走了。六纵归你，左翼七纵、独立旅、华野炮三团也归你。一切按你的方案干。”一句话，南集团正式成形，陈士榘出任现场指挥官。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跨军区”组合在当时并不多见。华野和中野此前多在各自战区作战，临时合编考验的不仅是指挥权，还有彼此的信任。粟裕担心陈士榘的倔脾气，又派总政副主任钟期光追来当“润滑剂”。钟期光只说了一句：“这是华野集体决议，听中野统一指挥。”话落便返回，足见高层态度明确。
南集团就位后，火炮前推至距敌二千米的林带内。12月14日17时，信号弹划破暮色，二十余门榴弹炮与上百门山炮、迫击炮同时咆哮，短短八分钟打出近两千发炮弹。炮火一停，六纵一团顶着硝烟扑上南堆，半小时拿下，紧接着七纵沿东西交通壕直插双堆集机场。黄维兵团指挥部被震得天翻地覆，电话线尽断，指挥系统几近瘫痪。
夜色中黄维与胡琏对视良久，最后决定“四面开弓”。他们想趁夜突围，却被南集团如影随形的炮火撕得队形大乱。胡琏带着一个残缺团趁乱向西北逃窜，勉强脱身；其余四个军、十二个师外加一个快速纵队，全部被包围压缩至不足二平方公里的洼地。
15日晚十时，战斗定格。黄维、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被俘，熊绶春毙命，俘虏与缴械官兵共十二万。战场上的大片步兵枪和半截装甲车在月光里散发冷光。陈士榘的炮兵连阻击反扑时打光了全部基数，却没有损失一门炮。对于一支临时拼凑的联合部队，这个数字极少见。
战后，中野电令：所有战利品交中野统收，华野部队就地归建。陈士榘按令执行，没让自己人摸走一颗子弹。随后，他带队撤出双堆集，在阜阳以北集结待命。钟期光手里却多出黄维搁在指挥所里的象牙手杖、望远镜等杂物——中野特意赠送，用来表达谢意。粟裕笑着摆手：“我要它干嘛？你留着。”这些物件后来一直躺在钟家书柜里，成为极少数民间保存的淮海战役遗物。
回头看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得到黄维被歼的消息，立刻往淮河以南撤。蒋纬国的第二装甲团面对我军预埋的反坦克地雷阵，没敢再冒进，只能掩护大部队后退。原本让人头疼的增援威胁，在短短三天里从“必须严防”变成“自行瓦解”，这就是双堆集南堆被拔掉后产生的连锁效应。
论火力，论兵力，华野“南集团”并不占绝对优势；真正关键的是快速整合、敢于争取主动。若没有陈士榘那句“不愿让，我们就不参加”，争执可能拖一两天，战场形势难免出现变化。细节决定成败，这在双堆集表现得淋漓尽致。
陈士榘是工程兵出身，修过滇缅公路，炸过怒江大桥，对火炮和土木都有一套。他的坚持不是逞强，而是基于对火力打法的深刻理解。事实证明，把炮推到离敌人最近的那个坡前，多耽搁一小时，敌人就可能多打一轮反扑。南堆拿下，黄维败局已定；这就是战场几何学的残酷。
有人问，如果当天没有那通电话，中野会让他南下顶李延年会怎么样？答案也许是：战役依旧会胜，但时间要付出更多代价，甚至可能让宋希濂兵团抢到黄维侧翼。硝烟散尽后，没有人再纠结当初那场“位置之争”，因为最终结果说明了一切——快速、准确、雷霆一击，才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最精炼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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