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的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下党员生死悬于一线。
在这座繁华都市的暗流中，年仅26岁的罗亦农，被叛徒出卖后壮烈牺牲。
而就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悲剧之后，他的新婚妻子提出了三个令人动容的请求，却被周总理婉拒其一。
她说了什么？周总理为何要拒绝？
别离成永诀
1928年4月的一天，上海望志里的一座小楼前，一辆黄包车缓缓停靠。
木门吱呀一声推开，脚步声自里屋传来，是罗亦农，右手提着一只小皮箱，左手还不时伸出来替身旁的李哲时整了整披肩。
“哲时，到宿舍后记得把门窗关严了，夜里风大。”
罗亦农一边叮嘱，一边低头瞥了一眼她手中的帆布书包，那是她从武汉一路带来的，已经被她背得有些发旧了。
“你放心，我又不是第一次住校。”
李哲时侧过脸，看了丈夫一眼，眼神里有一丝不舍，却强自轻快地笑了笑。
她怕他看出自己的情绪，那只会让本就沉重的分别更添一笔。
罗亦农将皮箱稳稳放上车板，然后转过身，两只手搭上李哲时的肩，轻声道：
“回头我找了住处就接你过来，最多两天。”
李哲时点了点头，却掩不住心里的担忧，在这座充满暗哑枪声和潜伏线索的城市里，丈夫的每一次出门都是在刀锋上行走。
可她没有问得更深，她知道，他若愿意说，一定会说，不说的，就只能靠等，靠盼。
他们都不知道，这一别，便是永别。
背叛者
上海的夜，霓虹灯初亮，法租界的舞厅门前已有几辆车在等待。
而此时的何家兴夫妇，也坐在其中一间昏暗包厢的角落。
这一对夫妇，曾也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归来的热血革命者，曾在党的培训班上高举过拳头，许下过“为理想流血”的誓言。
他们也曾在刺刀底下挺直脊背，在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写下“如何建立工人阶级组织”之类的标语。
可是到了1928年的上海，这一切都像被这座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吸干了颜色。
上海的白色恐怖如浓雾般压顶，每天都有熟悉的名字在“特科通报”上划去，每次行动前的沉默，每次开门那一刻心跳的骤停，都像是一次对意志的逼问。
而何家兴，显然没有撑过去。
最初他们还在试图维持表面的坚守，白天在秘密机关里记录文件、整理材料，晚上则按时交接情报。
有时，罗亦农会走进办公室，略显疲惫地朝他们点点头，一如既往地信任，却也一如既往地沉默。
他们也曾因此愧疚，尤其是每次看到罗亦农深夜挑灯整理文件，神情坚毅，话语冷静，仿佛整个上海的安危都压在他瘦削的肩膀上。
但上海，不是革命者的福地，它的迷醉太诱人了。
他们开始偷偷地逃避，当霓虹灯照耀在香槟杯上，他们看着一桌子的洋酒与红唇粉面，突然生出一种荒唐却真实的错觉，这才是生活。
那天晚上，他们第一次接触了巡捕房的“联系人”，一个穿西服、戴圆框眼镜的英租界警署的帮办。
当他们低声报出几个名字时，女人的手在桌下微微颤抖。
可她仍旧忍着，没有抽回手，因为在雪茄盒下，还有一张大额的银票。
堕落从不需要反复挣扎，一旦开口，就已经走上了下坡路。
罗亦农一直没有怀疑他们，他甚至还在为他们向上级请求更多补给。
可是在那个注定要被背叛的上午，何家兴走进办公室时，眼神竟有些发虚。
他低头、躲闪、不敢直视，他知道，今天的约见，就是罗亦农的死期。
4月15日，巡捕如约从前门破门而入，罗亦农刚结束与山东省委书记的会面，正准备离开。
巡捕将屋内的人铐走，连带走的文件都寥寥无几，仿佛早已确定目标。
得知消息的那一刻，何家兴夫妇没想到，行动竟如此顺利，而更加出乎意料的是，组织并未怀疑他们。
他们反倒主动“上报”，表情义正词严：
“敌人似乎很了解我们的行踪，同志们的安全可能暴露……我怀疑内部出现了叛徒！”
贼喊捉贼，这一招用得太快太狠，甚至让特科的人一时间都无从判断。
为了“保护”他们，组织还特意派人将他们秘密安置在南京路的一家酒馆，日夜守护。
他们本可逃，他们甚至已经计划好了路线与出境护照，只待巡捕答应报酬后立刻离沪。
但他们低估了一件事，再紧密的谎言也藏不住一颗想要查明真相的心。
不久之后，陈赓在巡捕房安插的眼线提供了关键证据，何家兴夫妇在抓捕前夜曾秘密会见过英籍帮办，并亲自描绘出罗亦农的行动路线。
罪证确凿，无法辩驳。
他们最终没能上到船，也没能离开上海。
两个曾信誓旦旦的革命者，就这样倒在了灯红酒绿和银票诱惑之间。
他们以背叛敲响了死亡的钟声，也亲手将最信任他们的人送入烈火刀山中。
烈士遗愿，妻子的请求
囚室潮湿，罗亦农蜷缩在牢房角落，身上只裹着一件破旧的单衣，袖口早已磨烂，露出的手腕青紫斑驳，是昨日那场刑讯留下的痕迹。
他依旧挺直着背，眼神却没有一丝恍惚或迷茫。
自从落入敌手，他已经被轮番拷打了数日。
敌人换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手段，企图从他口中撬出组织的名单、接头的地址、党的部署，可罗亦农没有开口，哪怕一次。
他知道，他的一句话，可能换来的是几十个同志的覆灭，是整个上海地下组织的断线。
可他也知道，自己留在世上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守在刑室外的狱卒都说，这个年轻人“骨头太硬”，才26岁，模样斯文得像个读书人，却偏有一股倔强到疯的狠劲儿。
可就在那天夜里，他却破例地向看守提出了一个请求，“借纸一张。”
狱卒惊讶了一瞬，以为他要写供词，可最终，他写的不过一句诀别信。
他托了一位尚未被完全洗脑的牢头带出去，那字条被层层转交，最终被紧紧地藏在了周恩来的贴身衣袋里。
而在罗亦农写下这封字条后的第六天，他被秘密押赴龙华刑场。
他穿着整齐的马褂和哔叽长袍，步履沉稳地走下囚车，临刑前神色平静，仿佛并不是要去赴死。
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躯何足惜，大敌正当前。
而真正留给世间的，只有那一纸字条。
几天后，李哲时终于见到了同样强忍悲痛来探望的周恩来。
周恩来声音也沉得像是压了一座山，低声问她有什么想要组织帮忙的，尽管说。
李哲时沉默许久，终于哽咽着说：
“我只想三件事。第一，我要亲手为他选一口棺木。第二，我想离开上海这个鬼地方，我要出国，我要学本事。第三……”
她的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我要一支手枪，我要亲手杀了出卖他的人。”
周恩来低下头，许久没有作声，良久，他才缓缓开口：
“你提的三个要求，中央只能答应两个。”
话音未落，他将手伸进口袋，从里头缓缓抽出那张已被汗水浸透、边角微卷的纸条，递到她手中。
“这是他，留给你的。”
李哲时的指尖颤抖着接过，摊开的一瞬，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滚落。
那熟悉的字迹，就像昔日他在桌上认真批阅稿件时留下的笔风，只是这一次，每一笔每一划，都像刻在她的骨头上。
“学我之所学，以慰我。”
这短短一行字，瞬间击碎了她所有的执念。
他不要她复仇，他只希望她活着，走下去，继续他们未走完的路，继续那个信仰的旅程。
她终于跪地痛哭。
后来，她没有再提手枪之事，她也没有留下来等待枪声，而是按罗亦农的遗愿，随党的安排远赴莫斯科求学。
而那张字条，也始终被她夹在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中，从未离身。
纸是旧的，字迹已淡，但那句话的力量，却像火种，永不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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