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 陈礼壹
1975年的赣东北山区，横峰县姚家乡的泥土路在翠绿丘陵间蜿蜒，清晨的薄雾中总飘着袅袅炊烟。35岁的周文贤带着一纸调令，从县人民医院走进了乡卫生院——两间低矮的土坯房里，仅有一张诊桌、旧药箱、听诊器和几瓶常用药，这便是全部家当。
彼时的姚家下辖六个行政村、几十个自然村，最远的村落要翻三座山、蹚两条河，步行需两三个小时。“看病难、看病贵”压得村民喘不过气，生病多靠“土办法”硬扛，实在不行才找“赤脚医生”或用板车送县城，常耽误最佳治疗时机。这正是1965年“六二六指示”所直面的困境：当时80%的高级医务人员集中在城市，农村医疗经费仅占25%，农民亟需能就近看病的医生。
周文贤医生主动扛起全乡巡回医疗的担子。从此，山路上多了个背棕色药箱的身影，无论风雨寒暑从未停歇。天刚蒙蒙亮，他就带着青霉素、阿司匹林等药品和记满慢性病患者信息的笔记本出发，上门为患者问诊送药。在昏暗的土坯房里，他或蹲在门槛边量血压，或跪在床边查病情，把村民的疾苦刻进心里。暴雨冲垮木桥时，他蹚着洪水为急性肺炎的王大爷送医；面对感激的鸡蛋和钱，他总摆手拒绝：“这是我应该做的”。
8岁的女儿桂琴和11岁的儿子建军成了父亲的“小跟班”，有时出诊也会带上大女儿小琴。山路崎岖，她的小脚常磨出水泡，却从不叫苦，主动帮着拿东西、递药品。一次去源头村出诊，半路突降大雨，周文贤脱下外套裹住女儿，把药箱紧紧抱在怀里深一脚浅一脚前行。桂琴冻得发抖，仍笑着催“病人还在等”。深夜返程时，父女參浑身是泥，鞋子也走坏了，周文贤看着女儿疲惫的模样，既心疼又欣慰。
跟着父亲出诊的日子里，桂琴和建军见证了太多感动：父亲为难产的张婶沉着接生两小时，让母子平安；为家庭困难的村民减免医药费，甚至自掏腰包买药。当看到村民对父亲的信任与感激，桂琴终于懂了这份工作的意义——正如父亲常说的，“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能为老百姓解除病痛就值”。
七八年间，周文贤医生的足迹遍布姚家每寸土地，被村民唤作“活菩萨”。因家庭经济所迫，他放弃回县医院的机会，停薪留职回老家南庄村开诊所，继续服务乡邻。离开姚家那天，村民们带着鸡蛋、蔬菜自发送行，泪眼叮嘱他常回来看看。天有不测风云，三反五反运动的暴风雨来临，整风运动如火如荼在全国进行，那个时代私开诊所是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周医生的命运也随之急转直下，成了批斗的对象。批斗大会上，周文贤医生跪在大会堂冰冷的灰砖上。砖面粗糙的麻刺扎进膝盖，他却顾不上疼——几个造反派正围着他，拳头和脚像雨点般落下。
“走资派！还敢开私人诊所？”污言秽语伴着暴力袭来。突然，一记重脚狠狠踹在他的腹部，周文贤只觉内脏像被搅碎般剧痛，一口鲜血猛地从口鼻涌出，溅在身前的青砖上，红得刺眼。
他蜷缩在地，意识渐渐模糊，唯有膝盖上的刺痛和胸口的腥甜格外清晰。这场批斗成了他余生无法磨灭的烙印，那带刺的灰砖、温热的鲜血，永远刻在了他的伤痛里。即便后来经历文革批斗与平反，他始终保持着兢兢业业的作风，常对年轻医生说起姚家的岁月：“那是我人生最宝贵的时光”。
在那个“赤脚医生”背着药箱行走田间的年代，周文贤作为国家培养的正式医生，对下乡支医没有任何半点怨言，用一生诠释了“医者仁心”。他不是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却有着同样“出诊愿翻千层岭”的热忱，更用行动教会儿女责任与担当。他的故事如山歌回荡山间，成为“六二六指示”下乡村医疗守护者的生动注脚，温暖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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