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蒙蒙亮，卡车就停在马场町，朱枫是第一个下来的，穿着那件绿色碎花旗袍，外面是深蓝色的毛衣，两手空空，脸上很静，看不出什么，吴石跟在后头几步远，两边都是宪兵，靴子上全是泥，地上潮乎乎的，一片灰白，空气冷，吸进去都费劲。
法庭那边直接就判了，死刑，马上执行，名字一个一个念，朱枫，吴石，陈宝仓，聂曦，念完了也没让走，书记官上来问要不要留几句话，朱枫就那么站着，隔着栏杆，吴石就在她两米外，她一直看着吴石，吴石低头写东西，手紧紧抓着栏杆，关节都白了，周围特别安静，那个拍照的，就是这个时候按了快门。
后来有个当兵的说过，那女人的眼神很静，看人不像恨，也不像不认识，倒像是一起走趟远路的熟人，那张照片藏了几十年才拿出来，成了个标志，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的事，可那个眼神，其实什么都说尽了。
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往前倒，1949年底，朱枫从香港飞到台北，提个棕色皮箱，大家都叫她“陈太太”，一个普通家庭妇女，说是走亲戚，皮箱夹层里是密信，任务就是找到吴石，把东西带出来。
朱枫是浙江镇海人，家里条件不错，还去日本留过学，会英语，能画画，这种人本该一辈子安安稳稳，可她二十多岁就干这个了，给游击队送药送情报，上海、香港、浙江到处跑，送机密，掩护人，圈子里的人都说她牢靠，话不多，办事稳。
吴石这条线是何遂给牵的，俩人是老乡，也是熟人，朱枫先在香港见了吴石的太太王碧奎，这才搭上话，到了台北，朱枫按约定找到吴石，吴石见面就说，何先生讲了，你是自己人，一切听你安排，密信是米汤写的，藏在《古文观止》里，得用特殊光照才看得见，两个人身份天差地别，其实是一条心。
一个多月，在台北，俩人悄悄碰头，情报都塞得小小的，吴石把那些防务、动向全做成微缩胶卷，就指甲盖那么大，朱枫拿口红管、粉饼盒装着带出去，先到香港，再走秘密航线送回总部，台北留不得，十二月风声就紧了，吴石一听到消息，赶紧给朱枫办通行证让她快走，最后一次交接，吴石说这东西比命重，朱枫就回了句，我只要活着，东西就丢不了。
那是最后一面，后面天就变了，1950年1月14号，朱枫在舟山准备上船，人被抓了，三天后，吴石那边也暴露了。
到这份上，已经没路可退，看守所里，什么电刑、老虎凳、辣椒水，轮着上，左腿骨头都断了，手指头也烧焦了，朱枫就一句话，我来探亲，别的什么都不知道，那些特务本来以为一个文化女人，三天都扛不住，结果硬是一个字没问出来。
她心里有数，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特务把吴石的口供拿给她看，她扫一眼就明白了，吴石只承认工作上的来往，组织情报的事一个字没提，朱枫也就顺着说，只认办过通行证，其他一概不知。
三月份在走廊里碰见过一次，朱枫刚审完出来，吴石也从另一头出来，隔着五米远，眼神对上了，吴石看她拖着一条腿，脸上有伤，眼圈都红了，朱枫没躲，还对着他笑了笑，下巴微微抬着，像是在说，没事，我挺得住。
执行那天，朱枫把自己收拾得很利落，旗袍扣子扣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路上没说话，车窗外是台北的街景，她学生时代送别同志也走过这些路，这回轮到自己了，宪兵一队队把人押下去，摄像机早就架好了，朱枫没躲镜头，反而转头去找吴石的眼神，就是那个瞬间，被拍了下来，照片进了绝密档案，九十年代才公开。
好多人第一次看那张照片，就只看她的表情，没哭没闹，也没想着跑，就那么站着看吴石，好像在确认这最后一步，她二十二岁入行，什么事都早想透了，这一天来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人没招，情报没丢，任务算是完成了。
1991年，大陆追认她是革命烈士，名字刻在了西山公墓，1994年吴石的骨灰也从台湾迁回北京，安葬在福田公墓，2000年朱枫的骨灰回了宁波老家，碑上就写着，朱枫烈士之墓，旁边还有八个字，坦然赴死，信仰如磐，没有口号，没有多余的话，几十年后，照片就放在那，谁看了都说不出话，这不是怕不怕死，是心里早就有了准备，这种东西，别人教不来，也装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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